韩信死在长乐宫，临死前喊了一句话：“悔不听蒯彻的话！”这句话传到刘邦耳朵里，刘邦当即下令全国搜捕蒯彻，要把他扔进滚水大鼎里活活煮了
眼看性命不保，蒯彻却没有磕头求饶，反而大声喊冤。他知道，越是这种时候，越不能顺着刘邦的怒火解释，而要让刘邦看到杀他的后果。
这场生死交锋，要从公元前196年韩信之死说起。
当时，刘邦领兵在外处理陈豨叛乱，吕后留守长安。有人告发韩信暗中与陈豨联络，准备在京城响应。吕后不敢贸然抓捕这位昔日统率大军的名将，于是找萧何商议。
萧何对韩信有知遇之恩。当年正是他月下追韩信，又极力向刘邦举荐，才让韩信登坛拜将。也正因为这层关系，韩信对萧何缺少戒心。
吕后放出陈豨已经兵败的消息，让群臣入宫祝贺。韩信本想称病不去，萧何却亲自劝他，事情已经平定，进宫露个面不会有危险。韩信最终踏进长乐宫，却再也没能出来。
他被控制后，死于长乐宫钟室。临死之前，韩信留下了一句悔恨之言，大意是：早知今日，当初就该采用蒯彻的谋划。
刘邦回到长安，听说韩信已经被杀，史书形容他的反应是“且喜且怜之”。韩信一死，朝廷少了一个始终令人不安的隐患；可想到这个人曾为汉军攻城略地、击败强敌，刘邦又有几分惋惜。
真正让他坐不住的，是韩信临终提到的蒯彻。
刘邦立刻意识到，楚汉战争最关键的阶段，曾有人劝韩信脱离汉军、自立一方。更让他后怕的是，韩信当时确实具备改变天下局势的实力。
时间回到公元前203年前后。
那时韩信已经攻下齐地，控制了大片城池，手中兵马强盛。刘邦与项羽仍在苦战，两边都不敢忽视韩信。对刘邦来说，韩信是击败项羽不可缺少的力量；对项羽而言，韩信若继续向西推进，楚军将面临更大压力。
韩信一时间成了决定胜负的人物。
蒯彻看得很清楚。韩信此时既有地盘，又有军队，还握着别人没有的选择权。他若帮助刘邦，项羽很难支撑；他若转向项羽，刘邦处境就会危险；他若两边都不依附，则可能形成三方并立的局面。
蒯彻劝韩信不要只看眼前的封赏，而要想一想战争结束后的处境。
乱世之中，功劳越大，地位越高；天下平定以后，功劳太大、兵权太重，反而容易让君主不安。刘邦现在需要韩信，并不代表以后还愿意让他继续掌握强兵。
蒯彻的意思很明白：机会就在眼前，而且不会长期等待。韩信若趁着楚汉双方都离不开自己，保住齐地，控制兵马，便有机会成为第三股力量。等到一方彻底获胜，他的价值就会迅速下降。
韩信并不是听不懂。
他只是始终过不了心里那一关。刘邦曾给过他机会，让他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变成统军大将。韩信认为，自己如果在刘邦最艰难的时候转身自立，就是忘恩负义。
除此之外，韩信也对自己的功劳抱有信心。他觉得自己立下灭国破敌之功，即使战事结束，刘邦也不会对他太过分。
蒯彻连续劝说没有结果，只好离开。为了躲避可能出现的追查，他一度装疯，混迹民间。韩信则继续帮助汉军作战，最终协助刘邦击败项羽。
可天下平定后，局势很快变了。
韩信先从齐王改封楚王，后来又因有人告发而被夺去王位，降为淮阴侯，留居长安。从前几十万大军听他号令，后来连出入行动都受到限制。这种落差，让他越来越不满，也让朝廷对他越来越防备。
直到钟室中的那一刀落下，韩信才彻底明白，蒯彻当年担心的并非毫无道理。然而这句悔恨传出去，也把已经隐姓埋名多年的蒯彻重新推到危险之中。
蒯彻被捕后，刘邦要追究的并不只是一番旧日言论。他真正想弄明白的是，当年韩信距离自立究竟有多近，自己的天下是否曾差一点被人从中截断。
所以蒯彻那句“他若听我的，陛下未必能杀他”，才会让刘邦当场暴怒。
面对烹杀之令，蒯彻先讲了一个道理：秦朝灭亡以后，天下没有公认的主人，各路人马都在争夺。谁的实力强、动作快，谁就可能取得天下。当时刘邦并不是所有人的君主，别人替自己的主人谋划，并不能按照汉朝建立后的规矩倒推定罪。
接着，他又用狗认主人的比喻说明，一个人替自己所追随的势力出谋划策，就像家犬只认自己的主人。狗对陌生人叫，并不是陌生人一定有错，而是立场不同。
蒯彻最后把问题推到了刘邦面前：当年争夺天下的人很多，有人追随项羽，有人投靠诸侯，也有人后来才归顺汉朝。若所有给刘邦对手出过主意的人都要被处死，那么朝廷里还有多少人能够安心？
这番话打中了刘邦最在意的地方。
大汉刚建立不久，不少将领、官员过去都曾效忠其他势力。刘邦若因蒯彻曾为韩信谋划便将其烹杀，传出去就会让这些人担心，自己过去的经历会不会也被翻出来清算。
刘邦权衡之后，收回了命令，释放蒯彻。
蒯彻能活下来，不是因为刘邦突然心软，也不只是因为他口才好。他把个人罪责变成了一个更大的问题：君主能不能容忍臣子曾经各为其主，新的王朝能不能让旧日对手真正放下戒心。
韩信与蒯彻的结局，恰好形成了鲜明对照。韩信能看懂战场，却没有及时处理功劳、兵权与君主猜疑之间的关系；蒯彻手里没有军队，却能迅速判断刘邦最担心什么，并用最短的话替自己找到生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