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海，一名男子离婚后，前妻暂无住处，男子将爷爷奶奶遗留的公租房提供给前妻居住。离婚二十年后，房屋迎来征收。

男子与前妻、女儿达成书面协议，约定前妻与女儿分得 200 多万元征收补偿款，剩余补偿归男子所有。

协议签订之后，前妻提出反悔，理由是签约时以为总拆迁补偿仅 300 多万元，并不知晓总额接近 500 万元，主张协议作废。

前妻提出撤销协议前，三方已在征收工作组组织下开展过多轮协商。书面协议条款清晰，约定前妻和女儿合计取得 200 余万元补偿，其余征收利益归刘先生。

前妻后续了解到补偿总额超过 500 万元，心生异议，认为签约时掌握信息不完整，还提出按照离婚当年约定的居住面积重新分配款项。

纠纷核心法律问题在于：不清楚补偿总金额，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重大误解。依据《民法典》及相关司法解释，单纯对金额预估偏差，并不会直接导致协议失效。

主张撤销协议的当事人，需要举证证明：该错误认知直接影响签约选择，倘若签约当时知晓真实总额，绝对不会达成该分配方案。

加之房屋征收方案、评估结果、补偿明细依法对外公开，前妻经过多轮协商后签字，仅以事后觉得分配金额偏低为由要求撤销协议，很难得到法律支持。

上海本地曾出现案情高度近似的生效判例。2007 年，陈女士过世后，三名子女签订家庭协议，约定母亲名下公房不论出售或是征收，所得款项由三人平均分配。

2010 年，承租人变更为其中一名子女；2019 年房屋征收，补偿及奖励合计 250 余万元。拿到款项的承租人拒绝分配，主张早年协议可以撤销，理由是另外两人不属于房屋同住人。

2019 年，另外两名子女向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起诉。法院审理认为，这份家庭协议处分的是未来可能产生的征收利益，不属于赠与合同。

一审支持原告诉求，上诉后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维持原判。该案明确：公房承租人与同住人身份只是法定分配参考，家庭成员平等协商签署的书面分配协议具备约束力，后续补偿金额上涨，不代表原有协议自动失效。

本案还有另一层关键争议：前妻与女儿是否属于公房共同居住人，不能仅凭户口判断。上海公房征收同住人认定一般需要同时满足：征收决定作出时户籍在册、实际居住满规定年限。

在本市无其他福利性住房，或虽有住房但属于居住困难。前妻早已搬离房屋，另有信息显示前妻曾享受父亲单位福利分房，以上事实都会影响同住人资格认定。

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开的参考案例可供对照：一名女子 2005 年依靠夫妻投靠迁入公房，2011 年离婚后不再实际居住，离婚协议也未保留居住权。

法院认定，仅有户口留存，不代表永久享有公房征收利益。另一起案件中，女方离婚后持续在公房居住、本市无其他福利住房。

法院认定其具备同住人资格。两案裁判结果不同，核心在于实际居住情况、房屋来源、既往福利分房经历存在差异。

女儿的同住人资格也需要单独核查。2026 年 1 月，上海市律师协会公布虹口区相关判例：谭某未成年时随父母享受过其他公房分配，但成年后长期在涉案公房居住，结婚生子未曾搬离。

一审、二审均认定谭某具备共同居住人资格。由此可见，未成年时期随父母受配公房，不能直接剥夺成年后长期居住形成的征收利益。

回到本次纠纷，涉案公房早年由爷爷奶奶提供作为刘先生婚房，后续承租人变更为刘先生。离婚初期，刘先生让前妻、女儿居住大房间，自己居住小房间。

前妻搬离之后，将原先居住房间对外出租，户口持续保留在房屋内。如今 200 余万元分配方案落实在三方书面协议中，前妻能否成功推翻原有约定。

不只取决于补偿总额高低，还要综合协商全过程、征收信息公开情况、实际居住事实、福利分房记录综合判定。

信源：新民晚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