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37年1月，甘肃高台县城。

一个将军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了自己。

城外是马家军的数万骑兵，城内只剩不到三千残兵，弹尽粮绝，援军不来。

这个叫董振堂的男人，六年前还是国民党的中将旅长，手握重兵，前途无量。

六年后，他选择死在一座没人记得的西北小城里。

他到底是谁？他又做过什么？

把时间拨回1931年。

那一年的中央红军，日子难过得很。

国民党的第三次"围剿"刚刚结束，红军虽然打退了，但家底薄，兵员补充极为困难。毛泽东后来说，那段时间是红军最缺人的时候。

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1931年12月14日，江西宁都城外，发生了一件震动整个国共两党的大事。
国民党第26路军，一支一万七千人的正规部队，整建制起义了。

带头的，是第73旅旅长董振堂，和参谋长赵博生。

这件事放在当时，相当于一支装备齐整的正规军，开门揖盗，把自己送给了对手——国民党那边当场炸了锅，蒋介石气到摔东西。

但董振堂不是一时冲动。

他是河北邢台人，保定军校出身，从北伐打到中原大战，一刀一枪拼出来的中将旅长。但他看透了一件事：这支军队打的仗，不是他认可的仗。

第26路军的前身，是西北军冯玉祥的部队。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输了，这支部队被蒋介石收编，发配到江西"剿共"——远离故土，军饷长期拖欠，士兵病死大片，军官人心涣散。

董振堂在部队里秘密接触了共产党地下组织，越谈越觉得路子对。

1931年12月，他跟赵博生一拍即合，动手了。

起义这件事，说起来轻巧，做起来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。

第26路军不是铁板一块，里面有蒋介石的眼线，有不愿跟着走的军官，有随时可能哗变的士兵。

赵博生用了一个干净利落的办法——

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，把所有团长以上军官请进司令部，当场宣布起义。

门一关，枪一亮，没有人能提前跑路去报信。

当晚，一万七千人开出宁都城，向红军阵地方向走去。

红军那边接到消息，起初还以为是敌人的诱敌之计，警戒了好半天，确认无误之后，才开门迎人。

这支部队一进来，中央红军的家底当场厚了一大截。

更重要的是，这一万七千人不是新兵，是打过仗的正规军，带着武器、带着炮兵、带着完整的建制体系。

中央红军立刻以这支部队为基础，组建了红五军团，董振堂任军团长。

从这一天起，董振堂打仗的风格，让所有人都记住了两个字：

死扛。

长征路上，红五军团负责断后。

断后是什么概念？就是走在队伍最后面，挡住后面追来的国民党军队，让前面的人先过去。
打光了，换人上。人没了，阵地不能丢。

湘江战役，是长征里死人最多的一仗。

中央红军从八万人打到三万人，湘江两岸，尸体堆成了山。

红五军团就卡在湘江东岸，一口气扛了四天四夜，让大部队渡了江，自己折损过半。

董振堂战后清点人数，没有哭，没有说话，转身继续带队走。

长征结束，董振堂跟着部队进入陕北。

但他的命，没能在陕北画上句点。

1936年，西路军奉命西征，打通新疆通道。董振堂率红五军团余部随行，一路打进河西走廊。
等待他们的，是马步芳、马步青的西北骑兵。

那是一场极为惨烈的消耗战。红军步兵在戈壁上遭遇骑兵，后勤断绝，弹药耗尽，援军迟迟不至。
1937年1月，董振堂退守高台县城，城里只剩不到三千人。

他发出了最后一封电报，请求增援。

回电没来。

马家军攻进城的那天，董振堂率部巷战到底，子弹打完，举枪自尽，时年四十二岁。

高台失陷后，西路军全军覆没，两万余人，最后走回陕北的不足两千。

这段历史，在很长时间里是沉默的。西路军的失败太惨，太复杂，涉及的决策层级太高，没有人急着去捅这块伤疤。

董振堂的名字，就这样沉在了历史的褶皱里。

宁都起义，一万七千人，这笔账清清楚楚记在史书上。

湘江断后，四天四夜，这个代价也有数字可查。

但一个把自己从国民党中将做到红军军团长、用命断后的人，论起知名度，比那些留了名的将领差得远。

有时候历史的记忆就是这样：死得惨烈，不一定留得住名字。

【主要信源】
《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史》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94年
《宁都起义史料汇编》，江西省档案馆编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1年
《西路军》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，解放军出版社，1996年
《董振堂传》，邢台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，河北人民出版社，2005年
新华社《宁都起义八十周年》专题报道，2011年12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