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6年，毛主席忽然问周恩来等人：你们是否知道当年为我缝鞋的刘嫂子如今在哪里？
1956年，北京怀仁堂，毛泽东看戏间隙忽然问起一位陕北妇女：“给我缝过鞋的刘嫂子，住在哪里？”周恩来等人随即打听，这位被记作“刘嫂子”的人，正是同桂荣。
这个问题看似寻常，却牵出一段并不寻常的经历。她没有在战场上指挥过大兵团，也很少出现在战报显眼处，可在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形成过程中，洗衣、缝补、制作被服、照护伤员、动员妇女，都是不能缺少的工作。许多时候，队伍能不能继续行动，取决于这些细小事务是否有人承担。
同桂荣1905年出生于陕西保安县，也就是今天的志丹县。1918年，刘志丹到她家中，两家长辈早年定下的婚约由此有了具体的交集。此后两人通过书信往来，约三年后成婚。那时的婚姻带有乡土社会的安排，但后来共同面对的，却是战争带来的完全不同的人生。

刘志丹走上革命道路后，同桂荣承担的并不只是普通家务。根据地物资紧张，衣物破了要补，军装缺了要做，伤员转移后也需要有人照料。她参与红军洗衣站和被服方面的工作，还联系、带动周边妇女加入队伍。家庭劳作一旦进入集体组织，就不再只是个人技能，而成了根据地的供给能力。
1934年2月，刘家遭到抄掠。有人提前送来消息，同桂荣和家人得以躲避，但族弟、妹夫等人未能脱身，房屋被烧，祖坟也被毁。她与婆婆等人带着孩子在地窨子、山沟和深山间转移，为了不连累乡亲，还不得不分散行动。
这段经历留下的不是单纯的逃难记忆。前线作战的人员无法时时照看家属，家属能否活下来，往往要靠群众报信、隐蔽转移以及组织接应。后来，同桂荣母女进入南梁根据地，她也由一个被追捕的家属，重新成为能够承担工作的组织成员。

南梁时期，她一边照看孩子，一边参与洗涮缝补和被服制作。战争年代的妇女工作，常常就在针线、药品、粮食和人员转移之间展开。它没有冲锋陷阵那样醒目，却直接关系到伤员能否恢复、战士能否御寒，也关系到根据地内部能否维持基本秩序。
1935年冬天，中央领导机关转移到瓦窑堡一带。陕北寒冷，棉鞋却不是随时可以买到的日用品。毛泽东当时穿着单鞋，脚部不适。同桂荣到窑洞了解情况后，按脚形剪出鞋样，回去赶制棉鞋。鞋做好送去，试穿合脚，具体的口头转述虽有不同版本，但制作棉鞋这一事实长期留在相关回忆中。
有意思的是，这件事并没有停在一双鞋上。后来棉鞋被炭火烧坏，同桂荣又重新制作，并加了棉垫。她还为其他干部缝制鞋子。缝鞋因此不只是一次偶然的照料，而是物资匮乏条件下，普通劳动如何接入政治和军事组织的一次具体呈现。

同桂荣的生活并未因此变得安稳。1936年4月14日，刘志丹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，年仅三十余岁。同桂荣当时身体有病，得知消息后受到沉重打击。组织上没有立即让她查看遗体，4月24日，瓦窑堡举行追悼活动，她被用担架送到安葬地点。
这场牺牲改变了她的身份，也改变了组织对她的安排。她不再只是某位将领的妻子，而成为烈属，同时仍有能力承担妇女和儿童方面的工作。1937年1月，随着中共中央进入延安，她继续留在革命队伍中。后来，女儿也在战事中接受组织安排，母女聚散由不得自己，成为许多革命家庭共同面对的现实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同桂荣长期在西安从事妇女儿童工作，曾参与托儿所、幼儿园等方面的事务，并担任名誉院长、顾问和全国政协委员等职务。她的工作重心，从战争年代的衣物、伤员和家属照护，转向社会服务和儿童托育，岗位变了，处理具体问题的经验却延续了下来。
1960年，毛泽东在中南海会见同桂荣，再次握手致意。那双棉鞋早已不是生活中的急需品，记忆却仍然保留着它的来处。对同桂荣而言，缝鞋只是她承担过的许多工作之一；对那段历史而言，它留下的是根据地如何依靠普通人的手艺、时间和责任维持运转的细节。
1999年5月4日，同桂荣在西安去世，终年94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