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，张治中因长期主张国共合作谈判，遭到军统内部不少人猜忌，多次有人向上检举，怀疑他立场偏向中共。张治中身为黄埔核心高级将领，深得蒋介石信任。戴笠清楚，没有蒋介石首肯，绝不能擅自对张治中采取任何行动。


1942年夏，重庆的国共接触重新启动。
蒋介石点名张治中、刘斐出面，同周恩来等人谈判。
张治中把中共提出的意见逐条整理，送进蒋介石的案头，还在内部会议上主张，有些条件已有妥协余地，不妨继续谈。

这番举动落在军统眼里，不可能毫无波澜。
皖南事变发生后，国共关系已逼近断裂。军统内部设有专门搜集中共情报的部门，党政军人员同中共方面有何接触、说过什么话，都会进入记录。

张治中却频繁会见周恩来、林彪，又不断反对用军事手段解决国内问题。
怀疑由此积累，材料不断上呈。后来流传的说法，常把抗战时期的监控同战后西北的告状揉在一起。

实际情形是，军统很早就在盯着他的言行，而能够找到姓名的检举，在他主政西北、新疆后更为集中。

戴笠手里有庞大的情报和行动系统，许多国民党官员听见军统二字便会收住话头。可面对张治中，他最多只能查、只能报，不能自行下手。

原因藏在一条很少被注意的权力关系里。
张治中不只是黄埔宿将。他长期主持中央军校教育，国民党军队中大批将领同他有师生关系。

1939年至1940年，他还担任过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。
军统局的名义领导关系恰与侍从室第一处相连，戴笠长期以副局长身份主持实际事务。

张治中没有日常指挥军统，却曾站在这套机构的上层链条中。普通军统人员可以搜集他的材料，戴笠也可以把检举送到蒋介石面前，但一个黄埔核心人物的政治命运，只能由蒋介石决定。

蒋介石对张治中的信任也有特殊之处。
两人在国共问题上分歧很深，蒋介石却相信张治中没有另立派系的野心。

张治中多次领兵，事后又交还兵权；军校门生遍布各军，却没有被他组织成私人集团。
在派系林立的国民党高层，这种人很少见。蒋介石可以不同意他的主张，却不必担心他借和谈扩张自己的势力。

还有一个更现实的理由。
张治中同中共接触，往往奉的是蒋介石的命令。军统若把这些往来直接定作“通共”，等于否定委员长自己的安排。戴笠再受宠，也不能越过授权者去处置授权代表。

蒋介石为什么一再使用一个经常劝他让步的人？
因为军统可以监视对手，却不能让对手坐到谈判桌前。

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，国民政府既要限制中共发展，又不能完全撕破合作关系，还要顾及盟国态度和国内反内战舆论。周恩来等人相信张治中会原样转达意见，蒋介石也知道他谈完之后仍会回来复命。

这样的中间人，在国民党高层并不好找。

不过，被需要不等于有决定权。
1942年至1943年的谈判持续数月。张治中认为中共提出的部分条件可以讨论，蒋介石却没有批准。张治中能把双方重新请到桌前，能把意见送到最高层，却不能决定协议是否生效。

1945年重庆谈判时，他又参与接待、警卫和协商，《双十协定》最终签署，军事冲突却没有停下。张治中的信誉撑住了会谈，枪口的方向仍由别处决定。

1946年，他赴新疆主持事务，经蒋介石同意，长期被关押的131名中共人员及家属获释。

张治中安排八辆汽车、医务人员和沿途接洽，让这批人穿过甘肃、陕西返回延安。这件事比任何“和平将军”的称号都更具体：他没有改变国民党的总方针，却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，让一批人真正走出了监狱。

代价也随之而来。
西北一些军政人员把宽释政治犯、缓和民族关系视为软弱，针对他的告状更加密集。

此时戴笠已于1946年3月死于空难，后来的检举不能继续算在戴笠头上，但那套规则仍未改变：情报机关负责记录，地方官员负责上告，最后拍板的人仍是蒋介石。

1949年，张治中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和谈。
代表团认为和平协定可以接受，南京方面却拒绝签字。

他没有南返，随后致电陶峙岳、包尔汉，劝他们停止抵抗。张治中多年经营的西北关系，在陶峙岳、包尔汉等人的抉择中发挥了作用，新疆军政机构相继宣布和平转向，一个辽阔地区由此避免了更大规模的战火。

军统当年没有擅动张治中，并非戴笠突然讲了情面。

蒋介石的统治需要两种人，一种负责盯住裂缝，一种负责让裂缝不要立刻断开。
戴笠掌握秘密、压力和行动，张治中靠身份、信用和长期交往维持对话。两人服务于同一个权力中心，权限却隔着一道不能越过的门槛。

张治中一次次把谈判的门推开，却很少能够决定门后的人是否放下武器。
他真正保存下来的，往往不是一场完整的和平，而是没有被彻底切断的关系、从监狱里安全归来的人，以及一个地区少打一场仗的可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