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年初，范仲淹接到调令，离开东京。韩琦、富弼随后出京，各就外任。这场被后人称为"庆历新政"的改革，就此画上句号。前后算下来，不足两年。
 
但在这场改革还没走到终点之前，欧阳修写了一篇文章，名叫《朋党论》。这篇文章本是替改革一派辩护的，写得气势纵横、义正词严。只是读到后来，你会发现，欧阳修替自己人说的话，最终成了一把刺向改革的刀。
 
宋仁宗赵祯不是昏君。即位之后，三冗问题积压已久，冗官、冗兵、冗费，财政吃紧，边患未平。庆历三年（1043年），仁宗召范仲淹入朝，拜为参知政事，等于把改革的担子交给了他。范仲淹没推辞，很快拿出"十事疏"，从澄清吏治、精简恩荫到改革科举，条条都动了既得利益。
 
改革还没铺开，攻击已经来了。保守派大臣夏竦第一个出手，言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相互援引、排斥异己，实为朋党。这顶帽子一扣，仁宗脸色就变了。"朋党"两个字，在宋代官场自带毒性。唐朝中晚期的牛李党争前后将近四十年，几乎把整个王朝的中枢耗尽。宋初开国便有不成文的规矩，宁可臣子无为，不可结党营私。
 
欧阳修见状，写了《朋党论》。
 
文章开篇便亮出论点，说朋党自古有之，关键在于分辨君子之党与小人之党。君子以道义相合，同道同心，对国家无害有益；小人以私利相聚，一旦得势，必乱朝纲。改革诸君，是君子之党；攻击改革的那批人，才是小人。逻辑上站得住，文气上也毫不退让。
 
但问题恰恰出在这里。整篇文章的前提，是默认并接受"我们是一党"这件事。本想厘清概念，结果等于在仁宗面前亲手写下了一份确认书。皇帝不需要思考"君子之党是否有益于国"这种哲学问题，皇帝需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，你们到底是不是结党？
 
《朋党论》给出了答案。
 
夏竦等人看到这篇文章，大约是如获至宝。不用再去举证，改革一派自己已经承认了，说的是"君子之党"，可党就是党。仁宗的态度从此开始松动。
 
改革本身也在这个过程中四面漏风。恩荫制度的收紧，动了大批中高级官员的切身利益，消极抵触者不在少数。十条建议，落地的寥寥，有名无实的占多数。更要命的是，新政的推行者多在中枢，地方执行靠的仍是那批被改革触动了利益的人，等于请对手帮自己监工。
 
庆历五年初，仁宗最终收回了对范仲淹的支持，调令接连而至。范仲淹后来在邓州任上，接到老友滕子京的信，受托写了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留下"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"。这句话后来刻进了无数人的记忆，庆历新政本身却没能撑过两个年头。
 
欧阳修写《朋党论》的时候，大约真的以为，有些道理只要说清楚了，就能改变皇帝的判断。他没料到，在一个对结党本能警惕的皇帝面前，论证再精彩，也不如不论证。
 
参考文献：脱脱等撰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四《范仲淹传》、卷三百一十九《欧阳修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77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