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0年3月，广东惠阳渔民苏就带带领苏氏家族共四十八人，分乘四艘简易小木船连夜逃港，抵达香港后一家人合影留念。苏就带生于1905年，世代以捕鱼为生，公社化后渔船归集体所有，渔获统一分配，家中人口众多，口粮常年紧缺，温饱难以保障。彼时乡间不断流传香港务工收入更高、生活物资更充足的传闻，外出同乡带回的零食物件，更让困顿的村民心生向往。

苏就带一生都在海边讨生活，五十五年人生里，大半时光靠着自家渔船出海捕捞维持全家生计。渔业公社成立之后，私人渔船、渔具全部归入集体统一调度，每日出海时长、捕捞范围由生产队统一安排，捕捞所得渔货全数上交，再按照工分统一分发口粮与少量物资。他家中四代同堂，四十八口人挤在渔村低矮屋舍，青壮年劳力不少，可分配到手的粮食不足以支撑每日三餐，孩童、老人长期缺少饱腹食物，春夏时节只能采摘海边野菜搭配少量粗粮度日。

当地沿海渔村在1959年之后物资供给持续收紧，私人养殖、近海小额渔货交易全部叫停，渔民没有额外渠道补贴家用。有早年渡海去往香港的同乡，隔数年悄悄托人带回糖果、罐头布料，这些在内地凭票才能少量购置的物资，摆在村民眼前，不断放大普通人对安稳温饱生活的渴求。苏就带多次和同村渔民私下交谈，所有人心底都藏着对充足口粮的期盼，只是跨海路途凶险，海上有巡逻船只拦截，风浪随时会掀翻小船，没人敢轻易举家动身。

下定举家渡海的决心前，苏就带做足万全掩护。家中两艘体型更大、适合长期出海的渔船，完整停靠在渔村码头，渔具、渔网全数留在船上，营造全家正常出海作业的假象。他白天照常跟随集体船队下海，深夜召集家中青壮年修补四艘仅靠人力划行的小木舢板，测算潮汐、辨认星象，反复推演渡海路线，还按照老人、孩童、青壮年划分船只，规划遭遇巡查船只时的分散避险方案。

选定无月色深夜出发，四十八口人分批悄悄登船，全程压低声响，不敢点燃灯火。渡海途中两次遇上海上巡逻队伍，四艘小船立刻四散分开，苏就带独自驾船向开阔海面行驶，吸引巡查人员注意力，其余船只贴着海岸线隐蔽等候。航行途中突发海上大风浪，单薄木船数次被巨浪拍打，船上孩童不敢出声哭泣，成年人徒手稳住船身，依靠生吃近海生蚝勉强补充体力，连续三日三夜无安稳休息时间。

船队最终顺利停靠香港泥滩，全员上岸之后，苏就带第一时间安排拍摄全家福。泛黄照片留存下这四十八人的模样，没有渡海脱险后的狂喜，每个人神色疲惫，身形单薄，这张影像成为那段特殊年代沿海民众求生选择的实物记录。抵达初期一家人没有固定居所，只能暂居桥洞，第二日家中青壮年便前往码头搬运货物，妇女进入仓储作坊做工，依靠高强度体力劳作换取一日三餐的食物。

后世解读苏家举家逃港这件往事，很容易用单一视角评判这群渔民的选择，简单将行为归结为对家乡的背离，忽略时代环境带给底层百姓无法挣脱的生存困境。公社化初期渔业分配制度缺少灵活调整空间，叠加连续数年物资短缺，普通沿海渔民缺少增收渠道，温饱成为最大难题，这是当年大范围出现渡海求生浪潮的核心时代背景，不能脱离现实生存条件片面定性民众的选择。

评判苏就带的选择不能只用单一标准下定论。他世代扎根惠阳渔村，祖辈依靠近海捕捞为生，对故土海岸有着深厚情感，若非家中老小常年吃不饱饭，不会赌上全族性命横渡危机四伏的海面。渡海全程他始终优先保护老人与孩童，主动承担吸引巡查船只的风险，抵达香港后立刻带领族人做工谋生，没有依赖外来救济，身上依旧保留渔民踏实劳作的底色。

这段苏家的经历，只是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广东沿海逃港浪潮中的一例。数十年间数十万沿海百姓为谋求温饱冒险渡海，大量完整家庭、村庄民众分批前往香港，这一现象也促使后续相关政策逐步调整，放开沿海小额贸易、优化农村分配制度，重视普通民众最基础的生存需求。

那张留存至今的全家福，不只是一个家族的记忆，更是一段曲折历史的缩影。时代发展之后，内地物资供给、百姓收入水平持续提升，沿海渔村早已不存在口粮紧缺的困境，当年驱使民众冒险渡海的生存难题彻底消解，回看这段往事，能够让人读懂民生安稳对于普通百姓的重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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