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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钧一发之际，王秉章展现出了一个优秀指挥员的冷静和果断。

他没有慌乱，立刻下令：

第一，命令师部侦察科长李中，带着警卫师部的两个排，立刻去阻击这股鬼子。

第二，把师部所有机关干部、炊事员、马夫，还有能动的轻伤员，全部组织起来，拿起枪，在指挥所外围构筑第二道防线。

一群平日里拿笔杆子的参谋、干事，此刻都拿起了枪杆子，眼睛血红地盯着几百米外的敌人。

他们心里清楚，身后就是师部的核心，是那些动弹不得的重伤员兄弟。

退无可退。

幸运的是，负责带队反击的侦察科长李中，虽然日后在别的方面犯过错误，但打仗确实是把好手。

他带着两个排的兵力，硬是靠着一股血勇之气，跟这股偷袭的日军缠斗在一起，最终把他们打了回去。

警报解除的时候，王秉章浑身都湿透了。

他事后在回忆录里写下这段，字里行间都透着后怕。

试想一下，如果当时王秉章稍微犹豫一下，如果李中没能顶住，如果那群机关干部被吓怕了……后果不堪设想。

而造成这一切险情的根源，就是总指挥陈光的缺位。

他的勇猛，把他带到了最需要他的“局部”战场。

但也正是他的勇猛，让他离开了最需要他的“全局”指挥岗位。

这是一个性格悲剧，也是一个指挥上的巨大悖论。

直到下午4点，日军的攻势因为伤亡太大，渐渐减弱，陈光才满身硝烟地从二营阵地回到了师部。

当他听王秉章汇报了下午的惊魂一刻时，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表情。

史料上没有记载。

但想必，他的内心，绝不会平静。

他可能在那一刻才意识到，一个师长的勇猛，和一营长的勇猛，根本不是一回事。

天色渐渐暗了下来。

日军虽然暂停了进攻，但包围圈却收得更紧了。他们点起一堆堆篝火，打算困死、饿死山上的八路军。

陈光回到师部，立刻召集干部开会，商议突围计划。

硬闯肯定不行，只能智取。

唯一的希望，就在当地老百姓身上。

很快，一个叫刘太过、另一个叫刘天楚的当地村民被找来了。他们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，对山里的一草一木，每一条羊肠小道都了如指掌。

他们告诉陈光，有一条极其隐蔽的小路，可以绕过日军的封锁线。

计划立刻定了下来。

晚上十点，部队准时行动。

为了不暴露目标，所有人都用布把嘴包起来，防止咳嗽。马蹄也用布包上，防止发出声响。

所有的辎重、文件，凡是带不走的，全部就地销毁。

最让人心疼的，是仅有的那四门82毫米迫击炮。这是115师当时最金贵的重武器，宝贝疙瘩一样。但为了突围，也只能忍痛砸毁，推下山崖。

三千多人的队伍，在夜色和山林的掩护下，像一条沉默的巨蛇，悄无声息地滑行。

带路的老乡走在最前面，战士们一个跟着一个，手拉着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在漆黑的山路上摸索。

气氛紧张得能拧出水来。

远处，是日军篝火的亮光和隐约的说话声。

近处，是自己和战友沉重的呼吸声。

每一个人心里都在祈祷，千万不要被发现。

幸运的是，他们成功了。

当部队走出山口，踏上安全地带的那一刻，很多人一下子就瘫倒在了地上。

紧绷了一天一夜的神经，终于松弛了下来。

他们活下来了。

陆房突围，成功了。

战后清点战果和损失，数据很快出来了。

此战，八路军以少胜多，以劣势装备对抗优势之敌，共毙伤日伪军1300余人。其中日军的伤亡，至少在800人以上。

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。

但代价，也同样惨重。

115师自身伤亡400余人，其中牺牲336人。

这个数字，在整个抗战的巨大伤亡背景下，似乎不算特别惊人。

但关键在于，牺牲的这些人，都是谁。

时任115师司令部作战参谋的候向之回忆，牺牲的这三百多人里，绝大部分都来自686团，尤其是陈光亲自坐镇的第二营。

而这些人，几乎都是经历过长征考验的老红军。

每一个，都是用无数次战斗和牺牲换来的革命火种，是部队里最宝贵的骨干。

一仗下来，损失了这么多宝贵的“种子”，这让很多人心里都在滴血。

这也是陈光在战后，被一些人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他们认为，如果指挥得当，如果及早跳出包围圈，损失完全可以不用这么大。

这场围绕陆房战斗的争议，并没有随着突围的成功而结束。

反而，在几天后的一场特殊会议上，彻底爆发了。

5月15日，陆房突围后的第四天。@豆包 @红色书库11 @中国传统文化集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