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1年5月7日，杜聿明因病逝世，他的妻子曹秀清电告蒋经国，希望蒋经国能够允许杜聿明的几个子女，回大陆奔丧，但被蒋经国拒绝了，曹秀清得知消息后痛哭道：我真想不通。

1981年5月7日清晨，北京协和医院的抢救灯缓缓熄灭，77岁的杜聿明走完了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临终前他望着病房门口，眼神里满是期盼，海峡对岸还有四个孩子，他已经三十多年没见过了。

消息传开的同一天，出现了极具讽刺意味的两幅画面：北京这边，《人民日报》次日就刊登了讣告，全国政协紧急成立治丧委员会，叶剑英、邓小平、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送来花圈；而台北那边，媒体集体噤声，连"杜聿明"三个字都不能随便提，更别说发布讣告了。

最让人揪心的，是守在灵前的曹秀清，这位七十九岁的老太太没有立刻哭倒，她擦干眼泪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铺开电报纸，亲手给蒋经国写了一封电报，电文里她把姿态放得极低，只恳求让在台湾的四个子女回大陆送父亲最后一程，明确承诺"一俟葬仪告毕，即行归返"，办完丧事立刻回去，绝不逗留。

曹秀清怕分量不够，还请了郑洞国、黄维等几位黄埔一期老同学联名致电台北黄埔同学会，大家都拍着胸脯担保，这纯粹是家事，不牵扯任何政治，在曹秀清的认知里，蒋经国素来标榜"以孝治天下"，人伦大事总该通融一次。

可曹秀清想错了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北京的初夏已经开始燥热，杜聿明的遗体只能安放在医院冷柜里，政协的同志几次委婉提醒，追悼会是不是该定日子了，曹秀清总是摇头，说再等等，孩子们会来的，大女儿杜致礼和女婿杨振宁从美国赶回来了，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，可台北那边始终没有动静。

直到第十天，回电终于来了，只有冷冰冰的八个字："诸多不便，希予谅察，"蒋经国亲自批的，没有任何商量余地。

拿着那张薄薄的电报纸，曹秀清在灵堂前站了很久，一滴眼泪都没掉，直到邓颖超专程赶来吊唁，握住她枯瘦的手轻声安慰"秀清大姐，节哀"，老太太憋了半个月的情绪才终于崩溃，靠着邓颖超的肩膀哽咽着说："蒋经国先生是大孝子啊……可他为什么不叫别人尽孝呢，"这句话，道尽了那个时代的荒诞。

杜聿明有六个孩子，名字各取自儒家"仁、义、礼、勇、廉、严"六个字，本是将门之后，前程似锦，却因为一场内战散落天涯，长女杜致礼早年赴美留学，嫁给了杨振宁；长子杜致仁考上哈佛大学，因为学费凑不齐，向蒋介石申请补助只批了一千美元，悲愤之下在洛杉矶吞药自尽，年仅二十三岁。

剩下的四个孩子被带到台湾后，名义上是"将军家属"，实则处处受监视，次子杜致勇学土木工程出身，最后只能靠给保龄球钻孔谋生，三子杜致严干脆辍学开起了出租车，终身未婚。

杜聿明兵败被俘时，蒋介石骗曹秀清说丈夫已经阵亡，连哄带逼把她和五个孩子、还有杜老太太一起弄去台湾当人质。一家人在台北过得捉襟见肘，全靠曹秀清在烟酒公卖局当收发员那点工资糊口。

直到1957年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，台湾当局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曹秀才借着探亲的名义辗转美国、瑞士、苏联，绕了大半个地球才回到北京，和分别十四年的丈夫团聚。

这一次奔丧被拒与其说是政策规定，不如说是台湾当局的心虚，他们怕杜家子女到了大陆，看到杜聿明特赦后的生活待遇，看到北京对这位抗日名将的尊重，就再也不愿回去了。

1981年5月25日，推迟了整整十八天的追悼会终于在八宝山举行，萧克将军主持仪式，悼词里称杜聿明"力求进步，热爱祖国"，五百多人出席了追悼会，规格之高在当年的特赦战犯里实属罕见，而台北那边，杜家子女只能偷偷在家里设个小灵堂，对着北京的方向磕三个头，连张讣告都不敢贴。

一年后的夏天台湾当局终于松口，允许子女到香港探亲，曹秀清拖着病体赶到九龙，一开门四个孩子齐齐喊了一声"妈"，老太太笑着答应，转身就偷偷抹眼泪，团聚五天，孩子们都劝她回台湾养老，曹秀清只是摇头，从包里摸出杜聿明的遗嘱复印件："你爸说让我留这儿，我就留。"

1984年，八十二岁的曹秀清在香港病逝，按照她的遗愿，骨灰被送回北京，和杜聿明合葬在一起。

从陕北米脂的少年结发，到战乱年代的颠沛流离，再到海峡相隔的十四年守望，这对夫妻走了一辈子，最终长眠在同一片土地下，有人说杜聿明这一生，前半生戎马倥偬打内战，后半生幡然醒悟盼统一，功过是非历史自有公论。

可比起那些宏大的叙事，更让人唏嘘的是：一道窄窄的海峡，硬生生隔断了多少骨肉亲情，连生前最后一面、死后一炷香都成了奢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