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二野解放大西南，一队穿着破旧的农民走了过来，对他们说：“同志，我们是红军，在等待周总理的命令！”

1949年，在解放西南的战斗序列里，发生了一件让解放军战士都有些摸不着头脑的事情，在川南山区，一群穿着破旧衣服的“农民”拦住了正在行军的解放军队伍，语气坚定地说：“同志，我们是红军！我们一直在等周总理的命令！”

这一幕让人疑惑不解，原来在1935年，当时红军长征到了最危急的时刻，蒋介石调遣几十万兵力在长江以南设置关卡，企图将中央红军一举消灭。

在生死存亡关头，毛主席决定充分利用敌人的行动弱点，指挥红军主力渡过赤水河，通过灵活的战略迂回寻找突围良机。

然而，要想主力顺利脱离险境，就必须有人制造牵制敌军的假象，主动吸引敌人火力，为大部队争取时间和空间。

中央决定组建一个特殊队伍——以“假红军”的身份活跃在川南地区，这支队伍，就是后来的“川南游击纵队”。

周总理亲自挑选警卫通信排和政治保卫局第五连的400多名精锐，又从叙永地方的游击队员中抽调了部分骨干，将他们混编组成了一支小型的游击武装队伍。

为了让敌人相信川南地区驻扎着红军的主力，队伍多次主动发起突袭，连续攻下数个军事重镇，将川军势力搅得一团乱。

敌人将领刘湘见状，认定川南就是红军的战略重点，于是调遣大批兵力，将川南地区层层封锁。

刘湘的判断使得川南变成了国军重兵集结的战区，而真正的红军主力却借机转向，趁敌人主力被调离追堵方向时，四渡赤水，成功突破后续重围，巧渡金沙江，彻底逃离险境。

川南游击纵队在这一阶段的任务已经算完成，但属于他们的危险并没有结束。

1935年5月，队伍开始遭遇一连串的打击，司令员王逸涛的妻子不幸被敌人俘虏，敌军以威逼利诱和残酷手段对王逸涛施压，最终他背叛了组织，不仅向敌人出卖了部队的情报，还协助敌方展开围剿。

这一变故让游击队陷入极大危机，多次与敌人遭遇突袭，战斗力受到重创，队伍一度被打散，当时的政委徐策在突围中重伤，最终牺牲。

随着敌人追剿力度的加大，队伍从几百人迅速缩减到不足百人，剩余的力量不得已在山林中分散潜伏，队伍几乎看不到任何希望。

然而，就在困境中，红军战士并未放弃，1936年初，他们重新集结，继续以对敌游击斗争为使命。

重新整顿后的队伍依旧面对重重考验，司令员刘复初因叛徒的出卖在战斗中落入敌手，紧接着，作为主心骨的龙厚生也在战斗中牺牲。

没有了领导层，队伍内只剩下几十号人，但他们依然执拗地选择了退入深山，进入深山之后，这支队伍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。

他们与外界失去联系，自行扎根密林，靠着艰苦的自给自足生活了下来，种粮种地、同土匪激战、靠山里的野菜和苞谷维持生计，这些人以农民的方式隐蔽，却从未真正放下武器。

他们日复一日守着与周总理的约定，一直期待着有朝一日能接到命令，重新归队，尽管等待长达十四年之久，但他们的队伍非但没有因为岁月流逝而消散。

1949年，转机出现，一天，山里的放哨兵发现了一队行军中的解放军，他们坚信自己看到了“亲人”，连忙将消息带回山里。

不久后，这支队伍穿着简陋的衣服，满脸欣喜地冲到解放军面前，语气异常坚定：“我们是红军！我们一直在等待周总理的命令！”

这样的场面让解放军队伍十分疑惑，毕竟红军早已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了，但事情迅速随着军队的层层上报得到重视。

据说，周总理在接到关于这支队伍的报告时，手中的钢笔都掉在了桌上，他立刻下令二野政治部核实身份，很快确认了这支队伍正是川南游击纵队的残存部队，已在深山中坚守整整十四年。

得知消息，周总理即刻发电，要求妥善安排这些队员，并尽可能地查清他们在这些年中的所有英勇事迹。

至此，这支在漫长岁月中始终自称“红军”的队伍，终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命令，而时至1950年，叛变曾导致队伍几近毁灭的王逸涛，也被依法枪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