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，老蒋为啥不追了？简单来说，老蒋不是 “不追了”，而是实在 “追不动了”，并且新的战略重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。
 
1935 年 10 月，中央红军走到吴起镇当天，身后还跟着国民党多路骑兵部队一路尾随，当天红军就在吴起镇郊外发起战斗，击溃三团敌军骑兵，把长途尾随的追兵拦在陕北外围。
 
这场战斗结束之后，蒋介石依旧下达调兵命令，安排张学良带着十几万东北军进驻西北，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，专门负责对付陕北红军。
 
能看出蒋介石从没想过直接放弃追击，只是执行这套计划的人，从中央军换成了东北军、西北军这类地方部队，不再由蒋嫡系主力持续长途跟进。
 
张学良接手西北剿匪任务之后，手下部队连续三场作战出现重大损耗，1935年9月劳山一战，东北军110师几乎全员溃散，师长何立中阵亡。
 
时隔一个月榆林桥战斗，一个整团官兵被红军俘获，团长高福源被俘。同年11月直罗镇战役，东北军109师被全歼，五千多名官兵被俘，接连几次战败之后，东北军官兵心里抵触内战，大量士兵不愿继续和红军交手，前线将领多次向南京汇报部队士气问题，很难再组织起大规模主动进攻。
 
陕北、甘肃、宁夏这片区域地形特殊，大面积黄土沟壑，城镇稀少，物资粮草补给很难持续输送，国民党大军从南方一路追走到西北，沿途粮草、药品、被服消耗巨大。
 
长途行军下来，大量骡马损耗，运输线路拉长之后，后勤供给跟不上前线作战需求，十几万部队驻扎陕北周边，每个月光粮食消耗就是天文数字，南京财政长期承担这种远距离作战开支，已经出现明显压力，很难长期维持高强度围剿。
 
西北当地还有马家军阀割据，马鸿逵、马鸿宾等人掌控宁夏、甘肃地盘，他们只愿意守住自家领地，不愿配合蒋介石深入陕北追击红军。
 
这些地方武装担心中央军借剿共占领西北地盘，每次接到调令只会在边界消极布防，不会主动出兵协同作战，蒋介石想调动全部西北力量合围红军，地方势力全程消极应付，手里能完全调度、愿意全力作战的部队数量大幅缩水，围剿布局很难完整落地。
 
1935年同期华北事变全面爆发，日军接连抛出不平等条款，逼迫国民政府撤出河北驻军、撤销华北党政机构，《何梅协定》签订之后，华北国土安全风险急剧升高。
 
全国各地民间抗日呼声持续高涨，国民党内部不少官员、将领公开提出先抵御外敌，不支持持续内战，全国舆论环境发生改变，蒋介石很难再集中全部社会资源投入内部作战，对外防御变成绕不开的紧要事务。
 
蒋介石原本的全盘规划，是先集中兵力肃清各地红军，再处理对日冲突，华北危机出现之后，这套先后顺序被迫颠倒。
 
北方边境需要派驻大量部队布防，原本调往西北剿共的中央军主力，分批抽调到北平、天津周边驻守，能留在陕北执行追剿任务的嫡系部队数量锐减，手里核心作战兵力被拆分，自然没有足够力量组织持续、大规模的进攻行动。
 
红军扎根陕北之后，根据地群众基础稳定，当地百姓主动给红军传递情报、输送粮食，红军依托沟壑山地开展机动作战。
 
国民党部队进入陌生黄土区域，不熟悉地形，很难捕捉红军主力位置，每次出动部队都会遭遇伏击损耗，就算勉强组织进攻，作战损耗很难得到补充，几次大规模围剿失利后，蒋介石清楚短时间内无法消灭陕北红军，只能收缩攻势，转为外围封锁，不再长途追击。
 
1936年红军发起东征、西征行动，走出陕北根据地扩充力量，蒋介石再次调集多支部队封锁黄河沿线，但东北军、十七路军已经和红军建立秘密联络，两军作战全程刻意放缓攻势，不会主动发起决战。
 
前线部队阳奉阴违，纸面部署再多，实际作战力度持续降低，外部日军还在持续增兵华北，蒋介石只能把更多精力放在统筹全国国防，剿共不再是第一优先级事务。
 
直到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，蒋介石被迫做出停止剿共、联合抗日的承诺，长达十年的大规模内战基本停下。
 
从1935年10月红军抵达陕北到西安事变这段时间，蒋介石始终没有发布彻底停止追击的命令，只是兵力、后勤、地方势力、外部侵略多重客观因素叠加，让长途追击、全面围剿无法持续推进，对日国防需求直接扭转了国民政府整体战略重心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