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7年6月，毛主席和任弼时因转移方向发生激烈争吵，两边各不退让，周恩来站出来提了第三条路线，两人当场拍板同意，队伍连夜动身转移。
 
1947年3月，胡宗南调23万兵力扑延安，中央主动撤出延安，毛主席、周恩来、任弼时留在陕北，带几百人的昆仑纵队和敌人周旋，三人分工明确，毛主席管全局战略，任弼时任纵队司令管行军安全，周恩来统筹各方。
 
6月7日，侦察兵送回消息，国民党刘戡带4个半旅，上万人朝王家湾摸过来，当时昆仑纵队连警卫带工作人员加起来才几百人，敌我兵力差出十几倍，硬拼等于送命，必须立刻转移。
 
当晚窑洞里开会，任弼时先开口，说往东走，东边离黄河近，真要是被追上，能立刻渡河撤到晋绥解放区，至少能保证中央机关的绝对安全。
 
毛主席当场否决，说东面是敌人主力来的方向，国民党正张着网等我们钻，往东走等于自投罗网，正好撞进敌人包围圈，他主张往西走，钻胡宗南和马鸿逵部队的结合部，那里敌人防守弱。
 
任弼时不同意说，西边都是沙漠荒滩，没粮食没群众基础，队伍进去容易断补给，而且马鸿逵的骑兵机动性强，真被盯上甩不掉，往东至少有黄河做退路，有后方接应，稳得多。
 
两人你一句我一句，任弼时肩上压着中央安全的担子，一步不肯退，毛主席站在战略全局考虑，认定往东必中埋伏。
 
任弼时是纵队司令，行军路线本来归他管，他反复强调，自己要对几百号人的性命负责，不能拿整个中央机关冒险，毛主席说打仗哪有不冒险的，光想着安全不敢钻空子，迟早被敌人围住。
 
争执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敌人越逼越近，电台还在不断报敌情，先头部队离村子只剩十几里路。
 
周恩来蹲在地上看地图，他一边听两人的理由，一边在地图上标敌人的位置，等两人声音稍停，他站起身，指着地图上的靖边方向，说先往北走，再折向西北。
 
他接着说，往北走能先跳出敌人当前的包围圈，避开正面撞上的敌军，到了靖边一带再转西北，正好插到两股敌人的缝隙里，既不往东钻包围圈，也不往西闯荒滩，走中间绕过去。
 
毛主席盯着地图看了半分钟，手指顺着路线划了一遍，点头说这个方案可行，往北走能甩脱身后追兵，转西北又能绕开敌人主力，还能留在陕北不渡黄河，符合之前定下的战略。
 
任弼时也低头看地图，盘算了半天，松了口，他说往北走地形熟，群众基础也好，补给能跟上，转西北虽然路远，但确实比直接往西安全，两人当场达成一致，就按这个路线走。
 
命令立刻传下去，队伍连夜集合，任弼时出去布置行军顺序，安排后卫和侦察，周恩来去检查电台和文件销毁情况，叮嘱机要人员带好核心密码，毛主席留在屋里，等最后一份电报发完再动身。
 
半夜下起大雨，山路泥泞难走，队伍摸黑往前挪，任弼时走在队伍最前面，每隔一段就派人传口令，让后面跟上，周恩来走在中间，随时查点各队人数。
 
走了大半夜，侦察兵回来报，身后敌人已经进了王家湾，没发现我们的去向，正原地打转，毛主席听完笑了笑，说敌人摸不清我们的路数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我们已经走出几十里了。
 
队伍一路向北，到了小河村停下休整，刚住下两天，侦察又报敌人追过来了，众人接着转移，冒雨往天赐湾走，爬到半山腰，发现对面山头有敌人篝火，说话声都能听见。
 
队伍立刻停下，所有人蹲在地上，大气不敢出，任弼时下了三道命令，不准说话，不准抽烟，不准打手电，几百人就蹲在雨里，听着对面山头敌人的动静，等了半个多钟头。
 
毛主席蹲在一块石头后面，听了听对面的动静，说敌人是瞎撞，没发现我们，等他们往别的方向走，我们再动，果然没过多久，对面的敌人整队出发，朝东边去了，正好走的方向错开。
 
队伍趁机翻过山头，一路急行军，天亮前到了天赐湾，到地方清点人数，一个没少，所有文件电台都完好，众人这才松口气。
 
后来的事实证明，当时往东走确实死路一条，国民党在黄河边布了重兵，就等中央机关往东逃，往西走也不现实，马鸿逵的骑兵当时正在西边巡逻，只有往北再转西北，刚好避开所有敌人。
 
这次争执没有对错，两人都是为了革命，任弼时守的是底线，要保中央安全，毛主席谋的是全局，要留在陕北拖敌人，周恩来拿的方案，既保了安全又不丢战略主动。
 
转战陕北一年零五天，中央机关几次遇险，每次都靠精准判断化险为夷，几百人的小队伍牵着几十万敌军在山里转，为其他战场争取了大量时间，这一段经历，后来成了党史上有名的“小司令部指挥大战场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