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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,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;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,五千年的历史,

“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,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;这是个没有出息的民族,五千年的历史,对他们来说,没什么用”这是1937年侵华日军士兵寄回日本的家书中,亲手写下的字句。

日军第16师团的一名士兵,名叫冈崎茂,当时22岁,来自日本奈良县。他随部队从和平门方向攻入南京城。后来他在信里提到,自己在南京砍了五个人的头,感觉“跟杀苍蝇一样”。他还把中国人绑在烧剩的柱子上,叫部下用刺刀刺死。

同样的语气,出现在另一封信里。1938年1月8日,侵华日军国崎支队步兵第四十一联队士兵村田芳夫,给父亲村田龟太郎写了一封4页的家信。他在信中写道:“南京有一座很有意思的死刑栈桥,每天都在用日本刀斩杀或射杀中国败残兵或伤兵,并且把尸体全部抛入扬子江冲走,真痛快。”

“很有意思”“真痛快”——一个普通士兵,用这样的语气向父亲描述屠杀,好像杀人不过是一场运动,甚至能从中收获“乐趣”。他所属的部队在占领南京后,于江浦、浦口、江心洲等地实施了大屠杀。村田芳夫本人于1938年4月16日在中国战死。

一名日军大尉,名叫宫本。1937年12月16日,他从南京给家乡因伤残未能服役的朋友吉川资写信。他在信里直接说,我们得到了中国的首都,也得到了首都的女人,这个民族五千年的历史对他们来说没什么用。

他还写了在南京强 奸妇女和去慰 安 所的事。他说那些妇女被抓来后顺从得像猫,一天至少上千名中国妇女遭侵害。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后来统计,当时城里遭受这种凌辱的妇女不下8万人。强奸之后,还常常施加剖乳刺腹等手段。

这些记录不是孤例。当时日军上级反复向士兵灌输“中国民族落后”的说法。部队进城后,就按这种路子行动。有人给妻子写信抱怨“斩首太多手腕酸”,然后笔锋一转写“驻地白菜涨价”;有人给母亲寄明信片,正面印着樱花景致,背面写“今日处决五十人”。

这些信件的存在,是最直接的证据——他们自己写下的,信纸不是泪水浸透的忏悔,而是血迹斑斑的炫耀。

更让人无法接受的是,这些信件被允许寄出,还被当成“战地日记”保留下来。日军内部当时的军队文化,早已抹去了个体的判断力,把对他国人民的仇视当成理所当然的教育内容。一个人不觉得在杀人,一个国家不觉得在犯罪——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。

2025年12月5日,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新增文物史料捐赠仪式,13件(套)文物史料对外公布。村田芳夫的信件,是纪念馆从日本学者渡边久志处征集的。那封盖有“南京陷落纪念”邮戳的信件,则由徐州一名高一学生于聍鹏捐赠——他喜欢古玩收藏,逛二手网站时偶然发现了这些史料。

这些信件寄出前都要经过军方严格检查。日本当局不准士兵随便跟国内联系,就是担心这些事传出去影响日本在国际上的形象。战败投降后,日军更是加快销毁照片和文件,想把证据抹干净。但白纸黑字,还是留下来了。

这些信纸,不是泪水浸透的忏悔,而是血迹斑斑的炫耀。它们从加害者的视角,一笔一划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。记住那段历史,是为了不让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。

我们没有资格替他们原谅,也不能代表他们沉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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