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红军师长的遗照,牺牲最惨烈的红军将领 照片上的军人叫侯中英,是红三军团红1师师长

红军师长的遗照,牺牲最惨烈的红军将领
照片上的军人叫侯中英,是红三军团红1师师长。这是他被俘后留下的珍贵遗照,他也是牺牲最惨的被俘红军高级将领。
​​1932年3月7日,在海归领导人博古的错误决策下,那场打了足足33天的赣州攻城战,终于演变成了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。

早在几个月前,博古执掌临时中央,满脑子都是从苏联照搬来的“城市中心论”教条,张口闭口就是“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”。在他的认知里,中国革命就得复刻十月革命的路子,先拿下中心城市,再席卷全国。至于中国的实际战况、敌我兵力差距、城防工事强弱,这些一线战场最要命的细节,全被他当成了保守思想抛在脑后。赣州这座赣南重镇,就这么被拍板定为了“攻坚样板”。

可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清楚,赣州根本就是块啃不动的硬骨头。这座城三面环着赣江,城墙修得又高又厚,守将马昆手底下握着八千多正规军,还有地方民团助阵,城防经营了十几年,是出了名的铁桶阵。更要命的是,周边全是国民党的机动部队,随时能增援合围,真打起来,攻城的红军很容易反被包了饺子。
彭德怀当时就明确提出反对,说红军攻坚能力不足,就算侥幸打下来也守不住。可架不住左倾路线的高压,命令一级级压下来,打也得打,不打也得打。红三军团扛下了主攻的担子,侯中英率领的红1师,就是冲在最前面的尖刀。

从2月4日围城开始,仗打得就憋屈。红军没重炮,轰不动厚实的城墙,全靠战士们顶着枪林弹雨挖地道、埋炸药,硬生生往城墙根挪。好不容易炸开一道缺口,冲进去的突击队立刻被敌人的密集火力压制,退不下来也冲不上去,城墙根下堆了一层又一层烈士的遗体。
侯中英天天泡在前沿坑道里,跟着突击队一起摸敌情、改方案,眼睛熬得布满血丝。他是从北伐战场一路拼出来的战将,最懂战士们的难处,可命令摆在那里,他只能带着部队硬着头皮往上顶。

战局的反转来得比预想的还快。国民党的增援部队到了,罗卓英带着两个师星夜驰援,偷偷挖了暗道通进城内,和守军约好了3月7日凌晨内外夹击,一口吃掉攻城的红军。
那天夜里天降大雨,视线差到了极点。敌人突然从城门洞里杀出来,增援部队又从背后捅刀子,攻城的红军瞬间腹背受敌,各部之间的通讯全被切断,阵地上乱成了一锅粥。

换作别的指挥员,兴许带着警卫员先冲出去保命了。侯中英没有。他身边本来就没多少兵力,眼看着部队被打散,他第一反应不是自己突围,是逆着人流往包围圈里扎,一边打一边喊,收拢被冲散的战士。
警卫员拉着他的胳膊喊,师长快走,再晚就来不及了。他一把甩开,吼声盖过了枪声:“战士们还在里面,我这个师长能自己跑吗!”
就这么来来回回带出了三批散兵,身边的人越来越少,子弹也彻底打光了。等他最后一次试图撕开突破口的时候,四周已经围满了国民党兵,重伤力竭的侯中英,就这么落入了敌人手里。

敌人抓到一个红军主力师的师长,当场就红了眼,觉得是天大的功劳。先是好酒好肉摆上,许以高官厚禄劝降,想让他带头动摇红军军心。侯中英连眼皮都没抬,字字铿锵地怼了回去:“要杀要剐随便,想让我投降,门都没有!”
软的不行就来硬的。各种酷刑轮番招呼,把他折磨得遍体鳞伤,可他半分软话都没说。丧心病狂的敌人最后竟用了惨无人道的手段,将他剖腹挖心残忍杀害,还把头颅割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示众,遗体则被扔进了滚滚赣江。
那一年,侯中英才33岁,是红三军团最能打硬仗的青年指挥员之一。

每次翻到这段历史都忍不住扼腕叹息。侯中英不是败在敌人的枪炮下,是败在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瞎指挥里!
那些坐在后方洋房里的留洋领导人,捧着几本洋书本,连真正的战场都没踏过几步,就敢对着千里之外的一线部队指手画脚。他们嘴里喊着最激进的革命口号,手里挥霍的,却是无数将士的鲜活性命。
赣州一仗,红军伤亡三千多人,不仅半寸城池没拿下来,还折了侯中英这样的优秀战将。这就是脱离实际的代价!纸上谈兵从来都是打仗的大忌,可左倾路线的执行者们,偏偏要拿整个红军的前途去赌自己的教条正确。

侯中英是湖北阳新人,早年参加北伐,从普通士兵一步步打到师长,全是靠真刀真枪拼出来的。他懂战士,懂战场,懂怎么用最小的代价打胜仗,可他改变不了上头的错误命令,只能带着部队往火坑里跳。
这张泛黄的遗照,就是他被俘后留下的最后影像。镜头里的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,脸上带着伤,可腰杆挺得笔直,眼神里没有半分怯懦。那是一个革命者的骨气,也是一个战将最后的尊严。
后来的遵义会议之所以伟大,正是因为它终于把指挥权还给了懂中国实际、懂战场规律的人。那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,时时刻刻都在提醒我们:脱离现实的空想,永远要靠最沉重的牺牲来买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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