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难也不要干这些工作：
一，上夜班的工作不干。
二，上班没有吃饭的地方，这工作不干。
三，领导同事都人品不好，这工作不干。
四，太吃力的工作不干。
五，自己拿不起的工作不干。
六，离家太远的工作不干。

他叫周守拙，一辈子在城东那片老工业区的厂房里当机修工，手上磨出的茧子比他的工龄还厚。他走的那年六十八岁，留下一本蓝布封面的笔记本，扉页上写着六条他自己定下的规矩，工工整整，像抄在黑板上的值日表。出殡那天，他以前的徒弟翻到最后一页，看见他写了一句：“我这辈子没大富大贵，但把觉睡足了，饭趁热吃了，人处踏实了。”

周守拙年轻时候其实也拼过。二十一岁进厂，跟着师傅学修车床，为了学技术，主动揽过三个月的夜班，白天睡不踏实，晚上在车间里冻得膝盖疼。他后来跟人说“那三个月把我一辈子的夜都熬完了”，从那以后他再也没上过夜班。别人说他娇气，他说“机器坏了能换零件，人坏了换不了”。后来厂里经济不景气，夜班补贴高了，别人抢着上，他分内白班干完就走，有人笑他傻，他拧紧一颗螺丝说“白班挣的够吃，夜班挣的够看医生”。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认真，不像在开玩笑。

他所在的机修班一共七个人，午饭时间大家凑在车间角落里吃，铁皮柜子顶上搁着各自的饭盒，有人带的是隔夜剩菜，有人带的是泡面，周守拙永远是头天晚上炒好的一荤一素，装在保温饭盒里，到了午饭时间还是热的。后来车间翻修，新的休息区没留吃饭的地方，厂里让大家在机器旁边对付着吃，他找了三趟后勤，对方说“以前不也这么过来的”，他递了辞呈。车间主任留他，他说：“我就一个要求，给我个地方安安静静吃饭。”最后后勤在楼道拐角给他支了一张折叠桌，他留下来，一直干到退休。有人说他较真，他说：“饭都吃不踏实，活也干不踏实。”

最让徒弟们记住的，是他那一套做人准则。有一回班里来了个新主任，爱摆架子，把活都推给底下人，出了纰漏就往别人身上推。周守拙从不跟他争执，只是把分内活干完就走，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。后来那个主任因为别的事被调走了，新来的主任问他“老周，当初你怎么不吭声”，他正在给一台旧铣床换齿轮，说“人好不好跟咱没关系，活干好就行了，跟合不来的人处不来也是福气”。他不会当面给人难堪，但也不愿在人堆里委屈自己。

周守拙退休前最后几年，身体已经有些跟不上了。有一回一台重型压力机出了故障，需要更换底部轴承，他蹲在地上看了半天，站起来说“这个活我干不动了”，然后去找了年轻人来接手。徒弟问他“师傅你不怕别人说你老了不中用”，他正用棉纱擦手，擦得很慢，说“拿不起的活硬拿，最后得让机器替你扛着”。他走之前三个月已经不大能走动了，可每天还坚持在家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一会儿，看看过路的人，晒晒上午的太阳。他把日子过得很规矩——按时起床、按时吃饭、按时休息，不跟任何人诉苦，也不对任何人抱怨。他走的那天上午，照常吃了半碗粥，把碗端到水池边放着，然后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。没有人听见他呼痛，也没有人发现他挣扎，干干净净。

人这辈子能有多大出息，往往取决于你敢对多少事情说“不”。周守拙定的那六条规矩，没有一条是指向“成功”的，可每一条都指向“自己”。他那些规矩既不难，也不算有多高明，不过是在那个被大时代卷着跑的年纪里，替自己守住了一小块可以踏实站住的地面。这块地面没有富丽堂皇，但足够他站到生命的最后一刻。

歌德说：“一个人只要宣称自己是自由的，就会同时感到他是受限制的。如果你敢于宣称自己是受限制的，你就会感到自己是自由的。”周守拙一生给自己划了六条边线，表面上是限制，实际上他划定边界，是为了护住他最核心的自由：吃饭的权利、睡觉的资格、选择与谁共事的清静。这世上最容易的事是不停地接受，最难的事是在别人都觉得“这没什么”的时候，你还记得替自己说一声“这不行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