名声所能延续的，只是生者对于逝者的记忆，它可以抚慰仍然生活于现实世界的人，却无法为已经消逝的生命带来任何实际意义。陶渊明由此对“立善有遗爱”的价值观念展开了根本性的追问。所谓“遗爱”，只有在死者仍能以某种方式感知、接受或享有后世称誉的前提下，才可能成为个人生命的延续形式。然而，一旦承认死亡意味着个体感知能力的彻底终止，那么身后声名便只能存在于他人的评价之中，而无法真正归属于逝者自身。如此一来，以立德留名来超越死亡的价值构想，便失去了赖以成立的认识基础。
在否定身后之名对于死亡主体的实际意义后，陶渊明进一步提出“称心固为好”的人生选择。与其为了虚幻而不可感知的身后声誉压抑现实生命，不如尊重当下的内心感受，使精神获得安适、从容与自足。这里的“称心”并非放任欲望，更不是对道德责任的简单否定，而是强调生命价值首先应当落实于现实存在之中。人的行为若完全受到身后评价的支配，便可能使有限人生沦为追逐外在声名的工具；唯有回归内心，体认生命本身的限度，个体才可能摆脱名教评价的束缚，获得较为真实的精神安顿。
这一思想困境在《神释》中得到了更加集中而深刻的揭示：“立善常所欣，谁当为汝誉？”“神”首先承认立善之心具有积极意义。向善而行，本身可以体现个体的道德自觉，也值得肯定。然而，“谁当为汝誉”的反问，随即将讨论引向更深层的问题：人之所以立善，究竟是出于内在的道德要求，还是为了获得他人的赞誉并实现名声的不朽？即使后世确实有人称颂，这些赞誉对于已经死亡的主体又能产生何种作用？它既不能恢复生命，也无法消除死亡，更不能使逝者重新感知自身价值。因此，以他人称誉为目标的立善行为，仍然无法真正解决个体面对死亡时的精神困境。
从这一意义上说，“影”所追求的不朽，依然建立在自我延续的愿望之上。它希望通过道德实践和社会声名，使“我”的存在超越肉体生命的终结。表面看来，“影”反对“形”所主张的纵情享乐，转而强调立善留名，似乎确立了更高层次的人生理想；然而二者在深层结构上并无根本差异。“形”执着于肉体生命及其感官享受，希望在有限时间中尽可能满足现实欲望；“影”则执着于名誉和道德功业，希望借助后世记忆延长自我的存在。前者追求身体意义上的存续，后者追求社会评价意义上的存续，二者都未能真正摆脱对于“自我”的执着。
相较而言，“影”的困境甚至比“形”的困境更为深沉。“形”的主张虽然狭隘，却直面肉体必然消亡的事实，因而选择及时享受现实生活。“影”则试图以立德、立功和立名对抗死亡，希望通过某种超越性的价值追求弥补生命的有限。然而，道德实践与现实回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对应关系，善行未必能够获得幸福，德行也未必能够带来声誉。即使一个人最终留下美名，这种名声仍然属于后世的评价体系，无法转化为逝者自身可以感受的生命经验。由此，“影”不仅面临德与福不能一致的现实矛盾，也面临名声本身虚幻无实的根本问题。
“影”的悲剧性正在于，它所代表的并非低俗欲望，而是一种具有崇高性质的价值追求。立善、济世、留爱于人，往往意味着个体需要克制私欲，承担责任，甚至作出自我牺牲。正因为这种追求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，其最终无法战胜死亡的事实才显得更为沉重。陶渊明并未否认善行对于现实社会和他人的积极作用，而是质疑将善行作为换取不朽名声的手段。当道德行为依赖于外在赞誉时，它便仍然受制于功利计算；只有摆脱对于身后声名的期待，立善才可能回归其内在价值。
因此，《形影神》中的“影”既是对“形”的超越，也是一个尚未完成的精神阶段。它已经意识到感官享乐不足以构成人生的全部意义，却仍然试图通过名声延续自我，因而未能真正消解死亡焦虑。“神”对“影”的质疑，并不是要取消道德理想，而是要剥离附着于道德实践之上的名誉欲望，使个体不再将生命价值寄托于不可知的身后世界。由“形”的肉体享乐，到“影”的立善留名，再到“神”的委运任化，陶渊明逐步揭示了不同人生选择背后的局限，并最终将精神安顿建立在对生命自然限度的清醒认识之上。
由此可见，陶渊明并未通过建构另一种永恒来否定死亡，而是承认死亡不可超越，并在这种承认中重新理解生命的意义。真正的精神自由，不在于使肉身或名声永远存续，而在于不再以永恒作为衡量有限生命的唯一尺度。个体既应珍惜现实生命，也可以依照内在道德要求行善，却无须执着于结果、报偿和身后称誉。只有放下对肉身享乐与名声不朽的双重执念，顺应生命自然发生、发展与消逝的过程，人才能在有限存在中获得安然自足的精神境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