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形”所代表的生命态度并非浅薄的纵欲主义，而是具有真实而严肃的精神根源。
它源于个体对生命有限性的突然觉察：当人意识到死亡不可避免、时间无法逆转时，往往首先陷入惶惑、悲哀与无所依凭的情绪之中。“形”主张借助饮酒和及时行乐缓解死亡焦虑，正是这种生命困境的直接反应。它试图以感官享受填补有限人生留下的空缺，通过暂时的陶醉遮蔽死亡所带来的压迫感。
然而，“形”的主张是否可以直接等同于陶渊明本人的生命选择，仍需谨慎辨析。陶渊明一生与酒关系密切，其诗文中也频繁出现饮酒意象，但他对酒的理解远比“形”所表达的及时行乐更为复杂。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在《陶渊明集序》中曾指出：“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，吾观其意不在酒，亦寄酒为迹者也。”这一判断揭示了陶渊明饮酒诗的深层意蕴。酒固然是其日常生活的一部分，却并非诗歌最终要表现的对象。陶渊明往往借酒寄托情怀，以饮酒的行为呈现其对现实处境、生命价值和精神自由的思考。
《饮酒》其七写道：
秋菊有佳色，裛露掇其英。
泛此忘忧物，远我遗世情。
一觞虽独尽，杯尽壶自倾。
日入群动息，归鸟趋林鸣。
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。
诗中的酒被称为“忘忧物”，表明饮酒确有排遣忧愁的作用。不过，这里的“忘忧”并不意味着放纵感官，更不是对现实责任的彻底逃避。诗人采撷沾有露水的菊花，将其浮入酒中，在独饮之际暂时疏离尘世纷扰。随着夕阳西沉，万物逐渐归于宁静，飞鸟也返回山林，人的生命由此重新融入自然运行的节奏之中。此时的饮酒既是身体行为，也是精神活动。它帮助诗人摆脱世俗价值的束缚，使其在清寂的自然环境中恢复内心的从容。
“啸傲东轩下，聊复得此生”是全诗精神意蕴的集中体现。“聊复得此生”并非对生命的消极敷衍，而是说诗人在短暂远离功名得失和社会纷争之后，重新体会到生命自身的完整与自在。这里的酒具有解除束缚的作用，它使个体暂时摆脱外在规范、功利计算和现实忧患，从而返回较为本真的生存状态。陶渊明所追求的并不是强烈的感官刺激，而是一种自然、宁静而不受役使的生命境界。因此，他诗中的饮酒虽然包含排忧功能，却不能被简单理解为麻醉自我。
陶渊明思想的深刻之处还在于，他并未把饮酒视为解决生命困境的根本途径。在《形影神》组诗中，“形”所提出的饮酒行乐并没有成为最后结论，而是随即受到“影”与“神”的质疑。《影答形》中写道：“酒云能消忧，方此讵不劣！”在“影”看来，与通过建立德业、留下善名来超越个体生命相比，单纯依靠饮酒排遣忧愁显然有所不足。酒只能使人暂时忘却忧患，却无法真正克服生命消逝所带来的虚无感，更不能为有限的人生建立恒久意义。
“日醉或能忘，将非促龄具？”则进一步指出了饮酒消忧的内在矛盾。终日沉醉或许能够使人暂时遗忘死亡，但过度饮酒也可能损害身体，反而加速生命的衰败。如此一来，“形”为延缓死亡焦虑而选择的方式，最终可能成为缩短生命的原因。这一反问不仅否定了沉湎饮酒的合理性，也显示出陶渊明对自我生命经验的清醒审察。他既理解酒对于精神解脱的意义，又警惕人对酒产生依赖；既承认饮酒能够带来片刻自由，又看到这种自由具有明显限度。
“形”与“影”的争论，实质上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死亡应对方式。“形”从身体生命出发，认为个体一旦死亡，感官享受便随之终止，因此应当把握当下，及时行乐；“影”则希望通过立善留名，使个体在社会记忆中获得延续。前者依赖感官经验来缓和死亡恐惧，后者则试图以道德功业突破生命的有限性。两者虽然方向不同，却都未能真正摆脱对死亡的执着。“形”眷恋肉体存在，“影”眷恋身后声名，它们所追求的仍然是某种形式的生命延续。
因此，陶渊明并未完全站在“形”或“影”的任何一方。“形”的及时行乐有其真实的生命依据，却容易滑向对感官满足的依赖；“影”的立善留名看似更具精神高度，却仍然把人生价值寄托于身后的评价。饮酒可以暂时消除忧愁，德业也可能延续个人声名，但二者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死亡。陶渊明借“形”与“影”的相互辩难，将自己生命中不同的思想倾向充分展开，并为《神释》中的最终回答奠定基础。
由此可见，酒在陶渊明诗歌中具有双重意义。一方面，它是诗人排遣忧患、疏离世俗和亲近自然的重要媒介；另一方面，它又不是足以安顿生命的终极答案。陶渊明既不否定饮酒带来的精神松弛，也不认可借沉醉逃避死亡的生活方式。他真正关心的，是人在看清生命有限性之后，能否超越对肉体、享乐和声名的执着，以更加通达自然的方式接受生命的变化与终结。正是在这一层面上，“形”的饮酒主张构成了陶渊明死亡思考的重要起点，却并不是其思想最终停留的归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