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试图通过社会价值的确立来抵御自然生命消逝的“不朽”追求，长期以来构成中国古代士人精神世界中的重要支柱。对于陶渊明而言，其思想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纯粹的道家退隐精神。他虽然以自然、旷达、任真著称，但其内在精神结构中仍保留着深厚的儒者情怀。在其诗文中，既可以看到他对个体生命自然归宿的体认，也可以看到他对于修身立德、济世安民理想的向往与未竟之憾。
陶渊明早年所受教育与儒家传统关系密切。他在《饮酒》其十六中自述“少年罕人事，游好在六经”，说明其青年时期即以儒家经典为精神资源。又如《拟古九首》其八中“少时壮且厉，抚剑独行游”之句，则呈现出一个意气昂扬、志在四方的青年士人形象。他并非天生远离现实政治，也并非从一开始便完全倾向于隐逸生活。其《感士不遇赋》中所言“大济于苍生”，《杂诗十二首》其五中所言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，都表明他曾怀有相当真切而热烈的用世之志。由此可见，陶渊明的归隐并不是对儒家理想的彻底否定，而是在现实困境与人格坚守之间作出的精神选择。
正因如此，陶渊明的形象不能被单一地理解为恬淡闲适的隐者。叶嘉莹曾指出：“恬静和消极并不是全部的陶渊明。陶渊明有他的快乐和自得，也有他的悲哀和愤慨，甚至他也有过用世的志意，做过积极的尝试。”这一判断较为准确地揭示了陶渊明精神世界的复合性。戴建业亦指出：“我国古代的伟大诗人中只有他才达到一种人生化境——既‘放浪形骸之外’，又‘谨守规矩之中’。”所谓“放浪形骸之外”，指向的是陶渊明洒落自然、超脱世俗的一面；所谓“谨守规矩之中”，则指向其忧勤执着、坚守道义的一面。二者并不矛盾，而是共同构成了陶渊明人格精神的张力。
在这一意义上，《形影神》中“影”所表现出的对“立善”事业的执着，以及对身后名声的焦虑，正可视为陶渊明内心深处儒家君子意识的体现。“影”并不满足于单纯的感官享乐，也不愿意在生命消逝之后随之归于无名。它意识到肉体终将衰亡，个体生命无法长久保存，于是转而寄望于道德实践与社会评价，希望以“立善”留下可被后人追念的价值痕迹。这种观念与传统儒家关于“三不朽”中“立德”的追求相通，即个体虽不能摆脱自然死亡，却可以通过道德人格和社会功业获得另一种意义上的延续。
然而，陶渊明对于“立善留名”的理解并不简单。他一方面承认立善具有重要价值，另一方面又对善恶报应与声名不朽之间的因果关系保持清醒的怀疑。在《饮酒》其二中，他写道：“积善云有报，夷叔在西山。”伯夷、叔齐以节义著称，却最终饿死于首阳山。若从世俗功利的角度看，积善并未必然带来现实回报。诗中继而写道：“善恶苟不应，何事空立言。”这并不是否定善行本身，而是对“行善必获福报”这一简单观念提出反思。陶渊明并不愿意把道德行为建立在外在报偿之上，也不轻易相信名声可以完全抵消生命有限的悲剧。
但他并未因此走向虚无。紧接着的“九十行带索，饥寒况当年。不赖固穷节，百世当谁传”，又表明他对伯夷、叔齐人格节操的高度肯定。伯夷、叔齐虽未获得现实意义上的安乐，却因其“固穷节”而为后世所传。陶渊明在这里呈现出一种复杂态度：他不迷信积善必有现实报应，却仍相信坚守节义具有超越功利的精神价值。也就是说，道德并非因为能够带来福报才值得践行，而是因其本身关乎人格尊严与精神自立，才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。
这种复杂态度同样体现在《形影神》中。“影”提出“立善有遗爱，胡为不自竭”，强调人在有限生命中应当尽力行善，使自身价值不随形体消灭而完全消散。与“形”所主张的及时行乐相比，“影”的立场更接近儒家式的道德承担。它不满足于“得酒莫苟辞”的当下慰藉，而是试图在生命短促的事实面前建立一种更持久的意义结构。可是，“神”在最后又对这种执着作出超越性的回应，指出“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”，即便是古代圣人，也无法真正摆脱死亡与时间的消磨。由此可见，陶渊明并没有让“立善留名”成为最终答案，而是进一步将其纳入更广阔的生命哲思之中加以审视。
因此，陶渊明既不是单纯主张及时行乐的享乐者，也不是完全执着于身后名声的功名论者。他一方面承认人应当有所立、有所守，不应任由生命在无意义的享乐中消耗；另一方面又意识到，任何声名与功业都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生命终有尽期的事实。其思想的深刻之处，正在于他并未停留于儒、道任何一端，而是在二者之间形成了一种更为圆融的生命态度。对于“立善”，他欣赏而不执迷；对于声名，他理解其价值，却不将其视为对死亡的彻底救赎。最终，陶渊明所追求的并非外在声名的永恒保存，而是在有限生命中保持人格的完整、精神的清明与对自然大化的顺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