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种死亡观念消解了死亡所代表的绝对虚无感，使其不再只是生命的终结，而具有了“归返”的安宁意味。陶渊明在绝笔之作《自祭文》中写道：“陶子将辞逆旅之馆，永归于本宅。”在这一表述中，人生被视为暂时寄居于“逆旅”之中，而死亡则被理解为回归真正的“本宅”。“逆旅”意味着漂泊、劳顿与暂居，“本宅”则象征安定、归属与本然状态。由此，陶渊明对生死关系作出了富有哲思意味的转换：令人疲惫的并非死亡，而是现世人生中的奔走与羁旅；令人安息的也并非虚妄的彼岸，而是生命顺应自然之后的最终归返。
“本宅”这一比喻并不带有神秘、阴森的冥界色彩，反而呈现出质朴而温暖的日常感。它仿佛是一个终日劳作的农夫，在黄昏时分回到简朴而熟悉的家中。死亡因此不再是令人惊惧的断裂，而成为生命历程中自然完成的一环。这种理解与陶渊明长期形成的自然人生观密切相关。他并非以强烈的意志对抗死亡，也不是借助宗教想象逃避死亡，而是将死亡纳入天地运行、生命代谢的整体秩序之中。
颜延之在《陶征士诔》中称陶渊明“视死如归，临凶若吉”，较为准确地概括了其临终时的精神状态。颜延之又以“药剂弗尝，祷祀非恤”说明陶渊明既不依赖药物强求延生，也不借助祷祀祈求神灵庇佑。由此可见，陶渊明面对死亡时的安详，并不是逞强式的勇敢，而是其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”生命态度的最终体现。当生命走向终点时，他所采取的姿态是“应尽便须尽”的顺受与坦然，既不执着于生，也不畏惧于死，而是在自然变化之中完成生命的归宿。
需要注意的是，陶渊明在《形影神》中虽借“神”之口对“形”与“影”的立场进行了反思与批评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生存态度从一开始便完全等同于“神”所代表的委运任化，更不能简单地认为“形”与“影”的生命关怀在陶渊明思想中毫无价值。若作如此理解，便容易将陶渊明复杂而丰富的精神世界过度简化。
事实上，陶渊明并非单纯否定形体生命的需求，也并非彻底摒弃名节与社会价值。他一方面深知生命短暂，常借饮酒、田园、闲居来排遣忧思，表现出对个体生命感受的珍惜；另一方面，他也曾怀有儒者的政治抱负与道德理想，并始终重视人格节操与精神自守。因此，“形”“影”“神”三者并不是彼此割裂的思想范畴，而是陶渊明在面对生命有限、世俗名利与自然归宿时所展开的多重思考。
“形”关注生命存在本身，体现了人对肉身、享乐与生存感受的自然需求；“影”关注身后名声与道德评价，显示出儒家伦理中立德、立名的价值追求；而“神”则试图超越形体执着与名声牵累，将个体生命安置于大化流行的自然秩序之中。陶渊明最终趋向“神”的立场，并不是对前两者的简单抛弃，而是在充分体认生命欲望与道德关怀之后，进一步达到对生死、荣辱、得失的超越。
由此来看，陶渊明的死亡观既不同于消极厌世，也不同于宗教意义上的彼岸追求，而是一种建立在自然生命意识之上的达观态度。他既承认人生的劳苦与有限，也不否认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情感、理想与责任；但在更高层面上，他又将这一切交还于自然变化的秩序之中。正因如此，他才能在生命终结之际表现出“归家”般的平静，以质朴而深沉的方式完成对死亡恐惧的化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