陶渊明在《形影神》组诗中所呈现的最终生存立场，是“神”所代表的“委运任化”。这一立场的深邃之处，并不在于简单否定现实人生，也不在于彻底抛弃个体生命中的欲望与伦理追求，而在于它经过对“形”与“影”两种生命态度的审视之后，完成了一种更高层次的回归。换言之，“神”并非脱离“形”“影”而孤立存在，而是在与二者的辩难、吸纳和超越中，形成陶渊明关于生命意义的最终回答。
“形”所体现的是个体生命对自身有限性的觉察。人在意识到生命短暂、死亡必至之后，容易转向及时行乐，以饮酒、纵情等方式排遣忧惧。陶渊明并未否认这种有限意识本身的真实性，因为生命确有其不可逃避的终点，人的身体也终将归于消散。然而，“神”所不能认同的，是“形”试图以“消忧”“日醉”来逃避死亡焦虑的方式。若饮酒只是为了暂时遗忘生命之忧，那么这种行为并未真正化解人生困境，而只是以短暂的沉溺遮蔽了更深层的精神不安。
与“形”不同，“影”体现的是伦理主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。面对肉体生命的有限，“影”试图通过立善留名来获得精神上的不朽。对于这种追求，“神”同样并非全盘否定。诗中“立善常所欣”一句，表明陶渊明承认行善本身具有积极意义，肯定人在现实生活中持守道义、成就德行的价值。可是，“神”所要破除的，是将立善与留名紧密相连的执念。若行善只是为了身后声名，那么伦理行为仍然没有摆脱功利意识的牵引，所谓“不朽”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自我执著。
由此可见，“委运任化”并不是消极放弃，也不是虚无地否定一切人生实践，而是在洞察“形”与“影”各自局限之后建立起来的一种新的生命态度。人在“委运任化”之后，仍然可以饮酒，也仍然可以立善；变化的并非生活内容本身，而是主体面对生活的精神方式。饮酒不再是逃避忧患的手段，而成为“欢然酌春酒”式的自然愉悦；立善也不再以身后名声为目的，而是出于内在本心的自然流露。此时，日常生活并未被抛弃，反而因超越功利与恐惧而获得更为本真的意义。
这种生命态度正是陶渊明自身生存实践的思想表达。他并未走向绝对的禁欲，也没有陷入对名誉的执著，而是在田园生活、饮酒赋诗、守志行义之中，保持一种顺应自然、安顿自我的精神姿态。所谓“委运任化”，并不是任由生命漂流，而是在承认大化流行、万物变化的前提下，使个体生命不再被死亡恐惧、欲望满足和身后声名所支配。它要求人在有限的人生中尽其所当尽，同时又不以外在结果拘束自身心灵。
总之，在《形影神》组诗中，陶渊明通过“形”“影”“神”三者之间的对话，完成了对生命意义的系统追问。“形”代表人在死亡压力下对感官享乐的趋向，“影”代表人在价值危机中对伦理不朽的追求，而“神”则以自然之理对二者加以统摄和超越，化解了“伤吾生”背后的欲望、焦虑与执著。陶渊明生命哲学的起点，是对人生有限性的清醒承认；其思想的归宿，则是在承认有限之后，仍能顺应自然、安顿生命，并在不喜不惧、应尽须尽的境界中获得从容与自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