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神”在《神释》中首先表明：“与君虽异物，生而相依附。结托善恶同，安得不相语。”作为三方对话的最后发言者，“神”并未以超然旁观者的姿态裁断“形”与“影”，而是先从三者不可分割的生命关系谈起。“形”“影”“神”虽然各自具有不同的象征意义，但在现实生命中始终彼此依存，共同承担个体所遭遇的荣辱、得失与生死。既然三者同受命运支配，便有必要展开坦诚的对话，对此前围绕生命价值与死亡问题形成的分歧作出回应。
这一开场不仅确立了“神”的调解者身份，也揭示出陶渊明生命哲学的重要特征。“神”所提出的超越之道，并不是脱离现实处境的玄虚设想，更不是对肉身需求与伦理追求的简单否定。它之所以能够回应“形”与“影”的困惑，正在于它充分理解二者各自的忧惧。“形”因生命短暂而主张饮酒自遣，其背后是对死亡逼近的深切恐惧；“影”则试图通过立善留名，使个体在肉身消亡之后仍能获得某种延续，其背后同样包含着对有限生命的不甘。“神”既体察“形”对现实生命的珍惜，也理解“影”追求道德价值的愿望，因而其思想并非以割裂现实为前提，而是在正视人生局限的基础上寻求精神上的安顿。
由此可见，陶渊明的生命思考始终具有“即世而超越”的特点。他并不回避人的生存需要，也未将超脱理解为远离现实世界，而是力图从真实的人生经验出发，消除由生死得失所引发的精神束缚。“神”所代表的境界并非对现实人生的冷漠，而是人在充分认识生命限度之后形成的清醒态度。这种超越既扎根于现实，又不受现实欲望所支配；既承认肉身的有限性，也不以追求虚幻的永恒来掩饰死亡的必然性。
“神”对“形”“影”之争的化解，首先表现为对既有认知障碍的破除。此前，“形”与“影”虽然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，却都未能真正摆脱死亡意识的支配。“形”希望以饮酒和及时行乐暂时忘却忧虑，“影”则期待通过道德功业获得身后声名。前者试图逃避死亡带来的恐惧，后者试图以名声延续个体价值，二者实质上都在寻找对抗死亡的途径。“神”则不再追问如何逃离死亡，也不试图用某种象征性的永恒取代生命的终结，而是要求个体直接面对死亡的普遍性和不可避免性。
《神释》写道：“三皇大圣人，今复在何处？彭祖寿永年，欲留不得住。老少同一死，贤愚无复数。”诗人以三皇与彭祖为例，说明无论身份、德行与寿数如何不同，最终都无法摆脱死亡。上古圣王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与道德声望，却早已消逝于历史之中；彭祖以长寿著称，即便享有远超常人的生命年限，也无法使生命永久停驻。死亡并不因人的贤愚、贵贱、老少而有所区别，它是所有生命共同面对的终极归宿。通过这一层层推进的论述，“神”消解了人们借助身份、寿命或德行逃避死亡的幻想，使生命重新回到自然规律之中。
然而，承认死亡的必然性，并不意味着否定生命的价值。陶渊明真正反对的，是因过度执着于生死而损害现实生活。“神”继而指出：“日醉或能忘，将非促龄具？”饮酒或许能够使人短暂忘却死亡之忧，但沉溺于酒精不仅不能延长生命，反而可能损害身体，加速生命的消耗。由此，“神”对“形”所主张的纵酒自遣作出了明确反驳。以感官享受麻痹死亡意识，只能获得暂时的慰藉，却无法从根本上解除精神焦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种生活方式可能使人为了逃避死亡而反过来损害生命，从而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。
对于“影”所倡导的立善求名，“神”同样进行了反思：“立善常所欣，谁当为汝誉？”陶渊明并未否定行善本身的意义。“立善常所欣”表明，道德实践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生命选择。然而，行善若以获得身后声誉为目的，便可能偏离道德行为的本真价值。人在世时固然可以建立善行，但身后之名是否能够流传、由谁加以称誉，并非个人能够决定。若将精神安顿完全寄托于他人的评价和后世的记忆，生命便仍然受到外在标准的支配。因此，“神”所质疑的并不是道德实践，而是借助道德声名追求不朽的功利性动机。
在分别回应“形”与“影”之后，“神”最终提出了自己的生命态度：“甚念伤吾生，正宜委运去。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。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。”过分思虑死亡，只会损伤当下的生命状态，真正适宜的选择是顺应自然运行，不再以个人意志强求生命的长短。“委运”并非消极地放弃人生，而是承认生命有其自身的规律，个体不可能凭借欲望改变生死秩序。“纵浪大化中”则进一步表明，人的生命本就是天地变化的一部分，应当随顺宇宙万物的生成与消逝，不以生为绝对之喜，也不以死为绝对之惧。
“不喜亦不惧”是《神释》思想的核心所在。这里的“不喜”并非否定生之可贵，“不惧”也不是对死亡毫无感受，而是要求人不再被生死情绪所支配。生命到来时，应当真实而充分地生活；死亡来临时，也应接受其不可违逆的必然性。“应尽便须尽”并不是悲观厌世，而是一种建立在清醒认识之上的坦然。它使个体既不因渴求长生而陷入虚妄，也不因追逐身后之名而背负沉重的精神负担，更不必借助纵酒享乐来暂时逃避现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