季羡林84岁那年给83岁的启功写了封信，信纸抬头写了四个字，元白先生。搁现在的人眼里，这个称呼比信里说的事还稀罕。你给同事发微信都直呼其名了，给领导发消息连姓都省了，谁还管什么字不字的。季羡林不这样，他就要规规矩矩地写人家的字，一个称呼透着一层意思，交情归交情，该有的礼数一样都不能少。

这封信后来被人翻了出来，书友们盯着字看了半天，说季羡林这硬笔字怎么瞅着像舒同体，圆滚滚的厚墩墩的看着确实让人舒服。可你要是仔细琢磨一下就明白了，这完全是两码事。舒同那是正儿八经的书法家，一笔一划全都有讲究，楷行草篆隶各取一分，叫做七分半书。季羡林他自己一辈子都说自己的字见不得人，从来就没把自己当成过书法家。

启功有句话说得特别准，说这世上有两种人字写得最好，一种是三岁小孩，一种是积学大儒。小孩好在天真烂漫的那股子劲儿，大儒好在肚子里的学问堆到一定份上了，笔底下自然而然就有股气冒出来。季羡林明摆着就是后面那种人。他的字不是技法多精，是压根就不在意技法以后那种放得开的劲头，不是经营出来的，是长期养出来的东西。

信里头说的事其实也简单得很。有个姓梅的女士要在北京南苑那边修个场馆，想弄个曹雪芹诗词碑林，就托人找到了季羡林，想请启功动笔写几首刻上去。季羡林写得特别客气，上来先说听说元白先生大病初愈，心里头高兴得很，这不光是您一个人的福气，也是所有喜欢传统文化的人的福气。接着说请您随手写一首就成，长的短的全都不碍事，最后还专门道了个歉，说冒昧打扰了。

整封信最扎人的就是这股子客气劲儿。84岁的国学大师了，为了别人的事儿跟同辈人写信，文末还要专门说改天当面致谢。今天你上哪儿见这样的去。有事发个微信，能打字的绝不发语音，能语音的连电话都懒得打。手写一封几百字的信，还要客客气气地道个歉，那是上个世纪遗留下来的体面，早就没人当回事了。

启功接这活儿也确实再合适不过了。他研究红楼梦有个别人根本就比不了的角度，正经的雍正第九代孙，正儿八经的皇族后裔。红楼梦讲的就是满族贵族那点儿事儿，里头的规矩礼数穿戴说话，别人得翻半天资料查半天书，启功从小就在那个氛围里头泡大的。有人说这叫身份反讽，一个皇族后代跑去给解剖皇族衰落的小说作注解。说这话的人其实就是自己瞎琢磨，人家学问就是学问。

至于启功要是真动笔了到底会选哪一首，那个碑林最后建成了没有，这些事儿现在也查不着了。反正这事最后怎么样也没什么人在意了，大家真正在意的是这封信本身。一页纸两个老人，一个在北大一个在师大，中间隔了半座北京城呢。信上没一个废字，要办的事儿说清楚了，该敬到的意也敬到了，字写得开张舒展，看着就让人痛快。

现在的人看这封信，最稀罕的恐怕早就不是季羡林的字像谁了，也不是启功会选哪首诗了。大家稀罕的是那个年代的人办事还认认真真铺开信纸，一笔一画写得清清楚楚，末尾还要客客气气道个歉。我们今天什么东西都有，唯独没有这么一封求字的信了。那些规矩散干净之后，有些东西也就跟着没了，比如对别人的敬重，比如对文字的敬畏，比如对一件小事的郑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