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82年的一天，已辞去领导职务的原国务院副总理陈永贵，找到国家副主席李先念，发牢骚讲，现在批大寨的声音太多了，把大寨搞成反面典型了，强调说毛主席在的时候，可没有人敢这样。
 
1980年，陈永贵正式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，之后长期在北京闲居，日常很少参与中央一线工作，但他始终关注各地关于大寨的各类讨论。
 
进入1982年，国内围绕农业发展道路的讨论持续深入，各地结合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，开始客观梳理此前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里存在的偏差与问题，各类报刊、地方工作会议上，陆续出现对大寨推广过程中“左”的做法的复盘和批评声音。
 
陈永贵长期扎根大寨，又长期负责全国农业相关工作，看到集中出现的批评言论，内心难以平复，便主动约时间登门拜访时任国家副主席的李先念，希望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完整讲出来。
 
两人见面的地点设在李先念日常办公会客的室内，落座之后，没有多余寒暄，陈永贵直接说起自己这段时间观察到的舆论变化。
 
他先列举自己看到的各类文章、地方干部的发言内容，称当下各处都在针对大寨展开批评，不少表述直接将大寨整体归为需要否定的反面案例，不再区分大寨早年开山造地、自力更生的建设过程与后期推广中出现的失误。
 
他全程语气带着委屈，反复向李先念诉说自己的不解，认为舆论走向出现明显偏向，完全忽略大寨曾经作为农业先进典型的历史定位。
 
谈话过程里，陈永贵反复提起以往的历史阶段，明确向李先念表示，毛泽东同志在世的时候，全社会对大寨始终保持统一的正面宣传，即便基层干部对部分推广方式有不同看法，也不会公开发表批评言论，更不会出现把大寨整体定性为反面样板的情况。
 
他认为前后舆论反差过大，很难接受当下集中批判大寨的氛围，希望李先念能够知晓基层和舆论场的这种变化，出面协调，调整相关讨论的尺度，保留大寨原本的正面定位，不要全盘否定大寨多年的实践。
 
面对陈永贵的倾诉，李先念全程安静倾听，没有中途打断对方发言，等陈永贵完整说完心里的诉求之后，李先念结合中央此前下发的相关文件精神，客观作出回应。
 
他先说明中央对大寨的评价始终坚持两分法，1980年下发的中央文件已经明确区分两层内容：一是大寨群众早年依靠自身力量改造贫瘠山地、艰苦奋斗的精神值得长期肯定。
 
二是七十年代在全国强行照搬大寨单一模式、推行脱离各地实际的管理办法，属于需要纠正的失误，当下各地的讨论，主要针对后期照搬推广里出现的问题，并非全盘否定大寨本身。
 
李先念接着解释时代背景的变化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，全党确立解放思想、实事求是的工作路线，允许各地结合自身农业条件探索发展路径，允许干部群众客观总结过往运动里的经验教训，公开复盘失误是正常的拨乱反正工作，和此前舆论高度统一的环境存在区别。
 
这种变化是政策调整带来的客观结果，并非针对大寨刻意否定，同时他也提到，中央文件明确要求各地总结教训时把握分寸，不能简单将大寨划为反面典型，各地部分言论出现片面化表述，只是局部理解偏差，不代表中央的整体定论。
 
听完李先念条理清晰的解释，陈永贵没有立刻放下心里的纠结，依旧反复重申自己的观点，坚持认为当下批评的声音数量过多，容易让外界忽略大寨早期的贡献，还是希望中央能够统一舆论导向，减少针对大寨的批判内容。
 
李先念没有反驳他的情绪，只是再次重申中央既定的评价标准，告诉陈永贵看待历史典型需要分开阶段、分开事件看待。
 
不能只看到批评言论就否定整体的历史定位，时代环境改变之后，客观总结过往得失是推进农村改革的必要步骤，要学会从全面、长远的角度看待当下的讨论。
 
这次谈话持续较长时间，谈话结束后陈永贵告辞离开，短时间内依旧没能完全释怀舆论层面的变化。
 
这段对话也客观反映出八十年代初期农村改革推进阶段，新旧农业发展思路碰撞下，不同亲历者产生的思想分歧。
 
中央始终坚持辩证看待大寨的历史，既承认学大寨运动后期存在的偏差，保留各地复盘反思的空间，也完整留存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历史价值。
 
这种兼顾历史与现实的评价方式，也为后续客观梳理农业发展历史、平稳推进农村各项改革打下基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