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时期，明明物资那么贫瘠，日军为何几乎顿顿都有肉吃？

抗日战争时期，百姓生活艰难。饱受日军蹂躏的中华大地，百姓想要果腹尚且是奢望，吃肉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。而与此同时，侵华日军却在物资贫瘠的那段时期，几乎能够顿顿吃肉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日本陆军颁布的《军人战时给予规则》中记载，日军士兵每日配给精米六百余克，精麦两百余克。除此之外，鲜肉或罐头肉、新鲜蔬菜、酱料、食盐乃至茶叶与甜食，日常配给清单中一样不少。
更令人吃惊的是，日军行军作战时，士兵的背包中更是食物充沛，不仅有牛肉罐头，而且还有牛奶、麦芽糖等稀缺物资。这样的作战配给标准，规格着实有点高，不仅当时的很多中国军队比不过，甚至在很多现代军队中，都算得上“丰盛”了。
这一幕出现在抗战时期，其实非常难以理解，因为如此多的单兵配给，对日本这种弹丸岛国而言，补给压力已经不是大不大的问题，根本是日本无法负担的水平。
据记载，日本早在日俄战争时期，前线就出现过补给问题。当时最突出的问题，莫过于牛肉罐头供应不足，导致本土的耕牛都被大范围征用，牛肉的价格更是短期内飙升至一个恐怖的金额。
这样的局面已经足以证明，日本根本不具备大量供应牛肉罐头给日军前线士兵的能力。而在抗战时期，却反而做到了这一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呢？
既然日本无力供应这么多的牛肉罐头，那么牛肉罐头自然另有来源。而日军获得这些珍贵物资的渠道只有一个，那就是通过掠夺来获得，也就是日寇口中所谓的“以战养战”。
日寇十分歹毒，一方面通过武装直接抢劫，一方面则在各地制定“规矩”，压榨各地的百姓，利用“制度”来压榨百姓，以满足对日军的供应。
九一八事变之后，伪满当局替日军推行所谓的“出荷”制度。什么是“出荷”呢？日语的意思是“出货”。从这个层面来看，似乎这种制度是一种商业制度。但实际上，“出荷”却根本是披着“商业”伪装的巧取豪夺，谁敢不满，日军就出面强制征购。
伪满地方官僚不以为耻反以为荣，在完成日军制定的盘剥目标之下，还要趁机从中捞取好处。由于伪满地方官僚定的价格极低，又给百姓定了任务。百姓敢怒不敢言，只能饿着肚子也要按时上交，避免丢了性命。
这不是危言耸听，当时有人因为各种原因没能按时交足粮食，伪县长直接带领伪警察闯入村中施暴，追着交不上粮食的百姓进行毒打。被逼无奈之下，很多百姓只能拿出口粮和种子粮上交，导致当时很多百姓都要饿肚子，甚至有人饿死。
即便将百姓逼到这个地步，日寇仍不满足，任务量逐年递增。于是，伪满总务长官武部六藏等人又炮制出“献粮报恩”的荒谬口号，继续搜刮百姓。这些粮食落入日军手中，不仅满足了日军的粮食供应，多余的粮食还被运回日本本土，实在可恨！
随着东北的粮食大量被运走，东北的农业生态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。耕地日益贫瘠，产量大幅下滑，各地开始出现灾情，饥荒出现后民不聊生。
但日寇哪里会管这些，依旧是欲壑难填，远远不满足对粮食的盘剥，牲畜也是日军掠夺的重要目标。按照当时的伪满当局制定的规矩来看，百姓不能擅自饲养牲畜和家禽，无论是牛羊，还是鸡鸭，都要登记造册。
日寇和伪满当局这么做，自然是没安好心。当时任何人宰杀自己家的牲畜和家禽，竟然都要交税。重税之下，大量的牲畜和家禽都被日寇盘剥走，百姓辛苦养大的牲畜和家禽，最终自己吃不到，反而全要给日军送去，沦为日军的牛肉罐头等物资。
那些被征走的牛羊猪鸡，除了一部分做成了罐头之外，还有一部分被当地的日军直接端上了餐桌。于是，令人痛恨的一幕出现了，百姓食不果腹，日军却几乎顿顿吃肉或者牛肉罐头，这群日本侵略者吃的不是肉，而是民脂民膏。
与此同时，日寇将大米和白面都划定为“军用物资”，中国老百姓辛苦耕种、劳作，最后却被禁止食用大米和白面，只能吃豆饼渣子和粗粮糊糊。
这还只是日军在东北地区的做法，等到全面抗战爆发之后，日军在在华北和华中地区的掠夺，更加血腥，几乎不再用“制度”掩饰，干脆直接明抢了。
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，日军的处境愈发艰难，为了应对这种溃败前夕的困境，日军的补给难以为继，要求各地日军自己解决，尽量不要从日本本土运输。在此期间，日军频繁深入农村抢劫，那些影视作品中的“鬼子进村”场景，就是发生在这一时期。
而日军可恨的是，每一次进村“扫荡”时，不仅抢东西，还会烧杀劫掠，简直就是无恶不作。日军灭绝人性，抢劫时不给百姓留活路，见到粮食全部抢走，见到牲畜和家禽全都赶走，犯下了滔天罪行。
到了抗日战争的后期，局势开始出现翻转，曾经不可一世的日军，也开始尝到了饥饿的滋味。而敌后根据地却通过自力更生解决粮食问题，部队的粮食供给逐渐稳定。反观当时的日军，则与乞丐相差无几，要靠到处要饭为生，日军士兵饿的瘦骨嶙峋，真是讽刺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