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2年看守张学良25年的特务队长刘乙光要被调走了，得知这个消息，50岁的赵一荻说了3个字：我恨他。刘乙光比张学良大几岁，毕业于黄埔四期，与戴笠、张灵甫是同学，按这个资历，不会籍籍无名，但刘乙光一辈子只做了一件事，负责看守张学良。
故事得从1936年底那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说起。张学良一腔热血把蒋介石送回南京，结果前脚刚下飞机，后脚就成了阶下囚。蒋介石对张学良防备极深，直接把看管任务交给了军统。
戴笠手里有着成千上万的特务，但他千挑万选，单单相中了刘乙光。
原因很简单，刘乙光在军统内部有个响当当的外号——“希特勒”。他办事刻板、极其严厉，对上级的命令有着近乎偏执的服从，绝对没有任何通融的余地。1937年，刘乙光正式走马上任，成了军统局直属张学良管理处的中校主任。
为了彻底干好这份差事，刘乙光做出了一个极为决绝的举动：他拖家带口，带着老婆孩子直接搬去和张学良同住。从此以后，张学良被关在哪，刘家的锅碗瓢盆就搬到哪。
从浙江奉化的雪窦山，一路辗转到安徽黄山、江西萍乡、湖南沅陵，接着深入贵州修文，最后跨越海峡，退到了台湾省新竹县的深山老林里。这本是张学良的漫长流放路，同样也成了刘乙光一家人的流放路。
回过头来看赵一荻的恨，真的太让人理解了。
各位设身处地想一想，赵一荻跟着张学良开始幽禁生活时，才二十多岁，那可是女人一生中最明媚的岁月。而在接下来漫长的25年里，刘乙光就是笼罩在她头顶挥之不去的阴云。
刘乙光定下的规矩堪称变态级别。张学良和赵一荻的活动半径，永远被死死限制在200米以内。 只要天一黑，任何人绝不允许迈出房门半步。
到了台湾新竹的井上温泉后，居住条件更加恶劣。那里深山老林交通闭塞，毒蛇蚊虫横行。刘乙光为了防止张学良逃跑，更是严防死守，指挥宪兵特务不分昼夜地在窗外巡逻。赵一荻经常在半夜惊醒，只要一睁眼，总能感觉到窗外有一双冷冰冰的眼睛在向室内窥探。
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，赵一荻从一个明眸皓齿的名媛，生生熬成了满眼沧桑的半老徐娘。她失去了自由，失去了原本可以光芒万丈的人生。每当她看到刘乙光那张永远没有表情的脸，就等于看到了自己被葬送的青春。那三个字，是她对这段残酷岁月的终极控诉。
倘若刘乙光仅仅是一个冷血无情的特务机器，那这段历史就太单薄了。随着时间推移，这两家人在与世隔绝的环境里，形成了一种极其诡异又复杂的共生关系。
张学良后来回忆起刘乙光时，给过一个非常精准且震撼的评价：“刘乙光是我的仇人，同样也是我的恩人。仇人是他看管我，恩人是他救了我的命。”
那段时间气氛压抑到了极点，刘乙光的手下甚至悄悄给张学良通风报信，让他们做好最坏的打算。但在最危急的关头，刘乙光硬是扛住了上级的压力，始终没有拔出那把要命的枪。 他依然每天按部就班地巡逻，用一种沉默的方式，护住了这两位特殊囚徒的命。
在这个与世隔绝的牢笼里，大人们之间虽然偶尔剑拔弩张，但孩子们的心思是单纯的。刘乙光带着家人同住，他的几个孩子也就跟着慢慢长大了。
这些孩子从小就围在张学良身边。张学良生性豁达幽默，又见过大世面，常常给这几个孩子讲故事、教他们读书写字。在刘家孩子的眼里，张学良绝无任何危险分子的标签，反倒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“张伯伯”。刘乙光的儿子后来回忆起这段岁月时直言，他们全家在感情上其实非常偏袒张学良。
这种生活缝隙里的温情，无形中也融化了刘乙光内心的坚冰。到了后期，他也会在自己职权允许的范围内，尽量给大家透透气，陪张学良打打网球，偶尔还会一起喝上一杯闲酒。
时间来到1962年，调令终于下达。刘乙光被调任安全局主任，终于要离开这座困了他25年的大山。
赵一荻虽然咬牙切齿地说着恨，但当刘乙光后来真正面临退休时，张学良却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吃惊的举动——他拿出了一笔不菲的安家费，执意要送给刘乙光。
张学良当时十分感慨地对他说：“咱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现在你要走了，我知道你家里的经济情况不好。这点钱算是我的一点心意，拿着吧。”
张学良活得很通透，他早就看穿了这世间的百态。 刘乙光表面上是大权在握的看守，骨子里同样也充满着悲哀。张学良虽然失去自由，但依旧衣食无忧，有赵一荻红袖添香。可刘乙光呢？一个堂堂黄埔四期的高材生，把建功立业的大好年华全部耗在了荒山野岭，为了上级的命令在深山老林里蹉跎一生。这同样是一种深深的时代悲哀。
1982年，刘乙光在台湾因病去世。由于他一辈子只干了这么一件极其得罪人的保密工作，在官场上基本毫无根基和人脉。他死的时候，灵堂里冷冷清清，凄凉得让人心酸。
可是，就在出殡那天，两位意想不到的客人相互搀扶着，缓缓走进了灵堂。他们正是张学良和赵一荻。
放眼望去，除了蒋经国派人来过之外，张学良夫妇竟然是唯一来亲自吊唁的故人。
当那个当年脱口而出“我恨他”的赵一荻，满头白发地站在刘乙光的遗像前时，几十年的恩怨情仇，似乎全都在那一柱清香里烟消云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