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位经济学家说：“所有人记住一句话，只要黄金涨，所有东西都会跌。只要黄金跌，所有东西都会涨。盯住黄金，就是盯住了世界。
因为货币就是纸，没钱就可以印，但是黄金的稀缺性决定了它不会无限制增长，所以被全世界作为储备货币。
黄金贵，经济肯定不好，大家把钱都放到这贵金属上不投资不消费，黄金价格下来，说明经济转好。”
上海滩有个男人，叫陈光甫。
民国金融界的“平民银行家”。创办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。首创“一元开户”，让穷人也敢走进银行大门。扶持过民族工业，资助过抗战。胡适夸他“有远见”，蒋介石请他做财政顾问。可他一生最大的败仗，不是输给对手。是输给了一块黄金。
那年，陈光甫三十四岁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业。门面很小，资本号称十万，实际上只凑了七万多。上海滩大银行扎堆，钱庄票号根深蒂固，没人看好这个穷书生。
他做了一个所有人都觉得“傻”的决定。推出一元开户。一块钱就能存。存折工本费银行出。不论金额大小，服务一样。
同行笑话他：“一块钱也收？还不够买一本存折。”
陈光甫没吭声。他每天坐在柜台后面。亲自接待那些拿着皱巴巴纸币来开户的工人、学徒、小贩。有人手抖，钱递过来攥得发烫。他不催。有人不会填单子，他一个个教。不识字，他就帮人把名字写上去，让人按个手印。
有个钱庄老板存心刁难，拿一百块钱来，要开一百个存折。陈光甫认认真真开了一百个户头。那人拿着厚厚一摞存折，愣了半天，走了。后来逢人就说：这家银行，靠谱。
第二年，存款翻了三倍。不是大老板存的，是千千万万个小人物存的。一块钱一块钱堆出来的。
陈光甫说：“银行不是为富人开的，是为天下人开的。”他没喊口号。他只是把柜台降低了半尺。好让个子矮的人也能看清里面的算盘。
后来，陈光甫做了一件更“傻”的事。
倾尽银行之力，扶持民族工业。当时中国最大的纺织厂、面粉厂、火柴厂，都拿过他的贷款。日货倾销，民族厂子快撑不住了。别的银行不敢放贷，怕赔。陈光甫放。
有一回，几家民族纱厂被外国银行逼债，眼看要被日商低价买走。陈光甫四处奔走，联合几家华资银行，硬是把厂子从日本人手里抢了回来。
钱放出去了，厂子活了。可银行账面不好看。股东抱怨：“把钱借给这些破厂子，不如买黄金。黄金年年涨，稳赚不赔。”
陈光甫把股东请来开了个会。会上他说了一句后来被金融史记住的话：
“黄金涨，大家都好过吗？厂子倒了，工人没饭吃，商铺关门。你手里攥着金条，上街买一碗面，人家不卖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卖面的也饿死了。”
股东不说话。
后来金圆券改革，法币崩溃，物价飞涨。黄金一天一个价。
陈光甫的银行门口，天天排长队。不是存钱，是取钱。
他的老客户来了。那个存了三十年的小贩，如今头发白了。手里攥着一本泛黄的存折。对柜员说：“全取出来。”
柜员问：“取出来买什么？”
小贩说：“买黄金。什么也不买，就买黄金。”
陈光甫站在二楼窗后，看着楼下那条长队。没说话。
当天晚上，他回到办公室，翻开账本。一笔一笔贷款，全挂在账上。那些他扶持过的厂子，有些已经停工了。机器锈了，工人散了。还不上钱了。
他拿起笔，在账本上写了一行字：“黄金涨，百业凋。是我错了吗？”
没过多久，蒋经国到上海“打老虎”，陈光甫被强制兑换了全部外汇。他半生心血，一夜之间，被一张纸换走了。
后来陈光甫去了香港，晚年又移居台湾。他常常一个人坐在海边，看船，看对岸灯火。
有人问他：“陈先生，您当年为什么要做那些事？”
他说：“我以为钱能生钱。可钱不是种子。种子埋进土里，能发芽。钱投进实业，能养人。可人要是只顾着攥紧手里的金子，地就荒了。地荒了，金子再多，也没饭吃。”
陈光甫走的时候，身上没有一块金子。
他的遗产，是那些发黄的账本。账本上记着无数个一块钱的名字。
那是二十年代，一个拉黄包车的，一个月存两块钱。三十年代，一个纺纱女工，每个月存五毛钱。四十年代，一个学生，存了十块钱，备注栏写着“娶媳妇用”。
这些账本，如今还留在上海。没人去算它们的“现值”。可在那些泛黄的纸页里，一直藏着陈光甫的答案：黄金涨了，人心就冷了。黄金跌了，钱就活了。钱活了，人就敢走出去，敢开店，敢办厂，敢过日子。日子好了，谁还抱着金条不撒手？
可人心这回事，比金价难算多了。陈光甫算了一辈子账，也没算出那个平衡点。他只知道：钱是为人服务的。人不是为钱活着的。
黄金不涨不跌的时候，日子最好过。因为人心里踏实了，就愿意往前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