敬爱周总理的六个“一辈子”：
1、一辈子勤俭节约；
2、一辈子为民操劳；
3、一辈子无私奉献；
4、一辈子毛主席的亲密战友；
5、一辈子无房产无财产；
6、一辈子无子女！


洛阳那一次，周总理看见一册碑帖，喜欢，便问身边秘书带没带钱。秘书没带。他没有让地方先记账，也没有说回北京补寄，更没有叫人留下。

人走了，碑帖也留在原处。
事情小，小到像一阵风从廊下过去，可放在一个总理身上，就不小了。

地方干部站在旁边，谁都明白，只要他点一下头，那册碑帖不会成为难事。

周总理身上有一种很硬的分寸，硬得不热闹。想要，可以不要；别人愿意送，也不伸手接。勤俭节约落在旧衣服和补丁上，更落在一次次不伸手上。他所处的位置太容易让小东西变形。一筐菜、一册碑帖、一间修过的屋子，到了普通人那里只是生活，到了他那里就会碰到公家的规矩。规矩一软，下面的人学得很快。

西花厅在中南海里，他在那里住，也在那里办公。
屋子旧，潮气重，工作人员曾趁他外出修整过。他回来后不肯照住，要求把旧家具、旧窗帘恢复。一个国家总理，不可能不知道体面为何物。他见过大场面，会见过外宾，坐过谈判桌，也站在万隆会议那样的场合发言。

可回到自己的住处，他不愿让修房这件事替自己开一道口子。

屋子属于国家，周家不能把它当宅院。

他在办公桌边常套蓝布袖套。袖套这东西很低调，防脏，防磨，也把人从体面场合拉回具体活计里。许多文件在那张桌上被翻过，许多话从那里送到不同部门。外面的人只看见总理，近处的人看见的是袖口、茶杯、纸页和一盏灯。

高位上的日常，常常就是这些细碎东西挤在一起。

这条界线也放在亲人身上。
弟弟周恩寿早年帮过党的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有岗位安排。周总理要求职务尽量低。周恩寿后来身体不好，无法正常上班，他又要求办退休，不能不上班还领工资。

话讲出来，像是把亲情往外推了一步。
可周总理若在弟弟那里松了，别人就会知道总理家里也能照顾，许多门会跟着半开。门缝一开，风会从很多地方钻进来。

邓颖超和他走过几十年，地下斗争、流亡、战争、病痛都一起挨过。
两人没有子女，这并非他们不想有一个普通家庭。战争和身体损伤，把这条路截断了。可周总理并不把家门关起来。他关心烈士子女的安置和教育，许多孩子得过他的照料。

没有血缘儿女，他对孩子的心没有少。

到了公事跟前，夫妻也要退到门外。

办公室钥匙有固定保管人，邓颖超要进去，也得敲门。这份距离并不等于冷淡。那时候的公私分界，常常要靠人自己咬牙守住。职务越高，身边越不缺替他考虑的人。有人替他省力，有人替他遮丑，有人替他把不方便变成方便。

周总理知道这些好意里藏着滑坡。
好意多了，规矩会被人情磨薄；人情一厚，公家东西就容易被当成自家东西。周总理一生无房产无财产，听着像一个结果，其实是无数次不伸手堆出来的。

他和毛主席的关系，也落在这种分寸里。毛主席定大方向，许多具体安排要有人接住。接住一件事，常常要沉到桌面上，文件要改，部门要谈，外宾要见，会议要开，出了问题还要补缝，一桩接一桩地压过来，没人替他松手。周总理不抢光，也不推担子。亲密战友四个字，落到漫长工作里的轻重相知。

到了1974年，身体已经撑不住。
1月1日到6月1日这一段，他每日工作十二到十四小时的有九天，十四到十八小时的有七十四天，十九到二十三小时的有三十八天，连续二十四小时的有五天。

低于十二小时的日子只有十三天。
三月中旬到五月底，日常事务之外，他还参加中央会议二十一次、外事活动五十四次、其他会议和谈话五十七次。6月1日住进医院后，病床边仍有文件、会见和谈话。

那些夜里的灯，照着等批示的人，也照着他的病历。

无私奉献落到他身上，有时很不温和。
周总理常给人的印象是周到、稳妥、能把场面照顾住。可他的周到，很多时候先拿自己开刀。亲人不能越线，住处不能越线，地方礼物不能越线，病中的身体也不能把工作完全推开。

他有疲惫，也有私人喜好。
洛阳那册碑帖已经把话说得很白，他喜欢，只是没钱就不拿。

他会喜欢碑帖，会惦记孩子，会被病痛拖住，也会在亲人面前把话讲得很硬。
一个人被放到高处，身边总有人把台阶铺软。周总理常做的事，是把那层软垫抽掉，让自己脚下仍踩着硬地。手伸出去之前又收回来，这动作若做一次不难，做一辈子，手指会累，心也会累。

洛阳那册碑帖没有跟他走，秘书身上没钱，地方上的人也没有补上一句“送给总理”。
周总理问过，停过，走了。车门关上，行程继续，谁也没有追上来，谁也没有把东西塞进箱子。前面还有会见、文件、电话和一堆等他处理的事，那条路照常往前赶，人也照常往前走。

那册碑帖仍留在原处，纸面上的字安安静静，没人再去替它找一个体面的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