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3年4月，吴国桢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，向蒋介石当面辞行。谈话间，他直指蒋经国掌控情治系统、任意捕人，将台湾省变成了“警察国家”。

吴国桢不是黄埔出身，也不是靠党务升迁的人。吴国桢早年在南开中学读书，与周恩来、张道藩等人有同窗渊源。

后来转入清华学校留美预备班，1921年赴美国留学，取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。这样的教育经历，让吴国桢习惯用财政、行政、制度这些办法处理问题。

抗战时期，吴国桢担任重庆市长。重庆是战时陪都，日机轰炸频繁，城市管理、民众疏散、救护秩序都压在市政系统上。吴国桢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，靠的是执行力。

后来到上海，吴国桢继续处理财政、物价、市政这些难题。蒋介石需要能办事的人，也需要一个熟悉美国、能同美国方面沟通的官员，于是吴国桢被一次次推到前台。

可吴国桢的麻烦，也恰恰来自这套性格。吴国桢讲程序，讲地方行政，讲权力边界。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经济管制时，做法强硬，吴国桢难以认同。

到台湾后，矛盾变得更深，1949年12月，国民党政权迁往台北后不久，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。吴国桢推动地方自治和农业改革，也试图减少警权滥用。

清华大学法学院资料中也提到，吴国桢任内允许部分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，并试图压缩滥用警权空间。

这样的省主席，当然不会让蒋经国系统舒服。吴国桢在台湾省政府的位置上越坚持程序，吴国桢和蒋经国之间的缝隙就越大。到1953年4月，吴国桢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主席职务。

吴国桢随后与妻子前往美国，后来受聘于《芝加哥论坛报》担任远东问题顾问。1966年起，吴国桢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阿姆斯特朗大学教授东方历史和哲学，直到退休。

真正的决裂发生在赴美之后。1954年，吴国桢公开批评国民党政治不民主，并与国民党断绝关系。吴国桢对蒋介石父子的批评中，最核心的不是私人怨气，而是对权力运行方式的否定。

吴国桢受过现代政治学训练，又在重庆、上海、台湾做过地方行政负责人，最清楚行政系统一旦被特务和私人权力压住，正常治理就会变形。

不过，吴国桢的人生不能只写成一次出走。吴国桢离开台湾后长期生活在美国，可吴国桢并没有忘记故土。晚年，随着祖国改革开放推进，吴国桢对大陆发展重新产生关注。

在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等人邀请下，吴国桢原计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5周年之际回国观光。1984年6月6日，吴国桢在美国因病去世，未能完成这次回国之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