苏联最鼎盛的年代，知识分子排着队给莫斯科唱赞歌，傅斯年偏偏写下一句"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中罪恶之大成的国家。"

这句话出自一个学者之口，却比很多政治宣言更有分量。傅斯年是谁？说起来，傅斯年在学术界的资历不算浅。

1928年，傅斯年在南京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亲任所长，提出一个听起来朴素却很有底气的治学原则：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。意思直白，不信书本，去挖地。

同年，傅斯年安排董作宾、李济等学者赶赴河南安阳小屯村，对殷墟展开系统发掘。

这项工程从1928年一直持续到1937年抗战爆发，前后共进行了十五次，出土甲骨文、青铜器、玉器及大量宫殿遗址，以实物证据确认了商代王朝的真实存在，把中国文字与文明的可考历史推至公元前十四世纪。

当时国际上有不少声音质疑中国上古史的真实性，这批出土文物给出了最直接的回答。

一个习惯用证据说话的人，评价苏联时自然也不会随便跟风。

傅斯年早年并非排斥苏联。新文化运动时期，傅斯年受李大钊影响，曾在新潮杂志撰文，认可十月革命的意义。

后来傅斯年赴欧留学数年，系统研读苏联政治与制度文献，包括共产国际的相关档案，态度慢慢转变。1933年，傅斯年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，已明确对苏联模式提出疑问，在当时的知识界颇为罕见。

真正让傅斯年彻底改变看法的，是1945年前后的一连串外交事件。美英苏三国签订雅尔塔协定，中国全程被排除在谈判桌之外，东北权益与外蒙古主权被当作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的筹码。

协定签订后，苏联随即向外蒙古施压推动独立，并强行租借旅顺、大连港口，掌控中东铁路，从东北撤军时还大规模拆卸工业设备运回国内。傅斯年目睹这一切后得出判断：苏联所谓国际主义，不过是沙俄扩张传统换了一件意识形态的新外衣。

1946年，傅斯年在大公报连续发表苏联究竟是什么国家、自由与平等等文章，直指苏联对内剥夺言论自由、对外以革命为名行扩张之实的本质。

彼时舆论环境对傅斯年相当不利，萧伯纳访苏后称那里已消灭阶级，萨特声称苏联有充分的批评自由，国内左翼学界把苏联模式当成救国良方，课堂和报纸上满是赞美之词。傅斯年在这种氛围里公开唱反调，所承受的压力不难想象。

1949年，傅斯年出任国立台湾大学校长。台大前身为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，遗留积弊不少。傅斯年上任后雷厉风行，整顿行政，严禁任何人以职务谋私。傅斯年本人生活简朴，薪资几乎全部用于公务开支与接济贫困学生，从不为个人及亲属谋取便利。

与此同时，傅斯年积极延聘各地南下优秀学者充实师资，在经费紧张的条件下仍坚持优先保障实验室与教学设施投入。

这样一个人，一辈子只信证据，不随波逐流。说苏联的那句话，是经过多年观察与研究后写下的，不是赌气之语。至于后来的历史，走向如何，读者大概已经心中有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