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年几千万工人下岗，没人急着喊“保就业”；如今西贝几千人要失业，资本急得跳脚喊“危机”。当年千万家庭扛下改革阵痛，资本闷声赚红利；如今几家企业遇波折，资本便扯旗喊困境、造焦虑，把个体经营问题上升为全社会的经济难题。

这种巨大的反差，本质上是话语权归属的变迁。

九十年代的下岗潮，是底层用饭碗为宏观经济转型支付成本。那时的工人没有热搜，没有发布会，只有一张薄薄的“买断工龄”协议，和一声“服从国家安排”的长叹。资本在那一阶段完成了原始积累，享受了廉价劳动力和市场红利，却极少提及这份“时代的贡献”。

而如今，当流量成为权力，麦克风握在了老板手里。

一旦企业遭遇经营压力，原本属于市场优胜劣汰的商业风险，瞬间被包装成“拯救实体经济”的道德高地。资本擅长玩一种“概念置换”的游戏：把“我要赚不到钱了”置换成“大家要没饭吃了”，把企业自身的战略失误或高杠杆扩张的恶果，转化为对宏观政策的倒逼，甚至是对社会情绪的绑架。

我们并非不同情西贝员工可能面临的失业困境，每一个劳动者的饭碗都值得珍视。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“选择性危机”：为什么当年几千万人的生计断裂被视为阵痛，而今几千人的生计波动就成了不可承受之重？为什么前者要默默消化，后者却要大张旗鼓地寻求全社会托底？

资本的眼泪往往比工人的汗水更值钱，因为它能直接兑换成真金白银的政策红利或舆论同情。当资本开始声嘶力竭地喊疼时，我们不妨冷静地问一句：这究竟是企业的至暗时刻，还是资本为了维持超额利润而进行的又一次焦虑营销？

时代需要的不是谁的眼泪流得更响，而是公平。既然改革红利曾被资本收割，那么市场寒潮也应由资本共担。

别再把企业经营的压力，偷换成全社会的债务；也别再用宏大的叙事，掩盖分配的不公。

毕竟，真正支撑起中国经济的，从来不是哪家明星餐厅的财报，而是那千千万万即便在风雨中也不曾放弃、默默扛下一切的普通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