村田芳夫那封信是1938年1月8号写的，用的是铅笔。他说南京有一座死刑栈桥很有意思，每天都在用日本刀砍人，然后把尸体扔进扬子江冲走，真痛快。他把杀人写成了一件开心的事。几十年后这封信被收进了纪念馆，和“花见部队”的相册摆在一起。同一本相册里还有南京沦陷前的人口记录——一百万居民，仗打完了剩下不到五十万。这不是数字，是一个一个人。

加沙有个叫纳伊尔·阿巴斯的老人，六十多岁，停火后拉着小推车回家。到家一看四层楼全塌了，他就在废墟上铺开床垫过夜。他的邻居阿里·穆萨·迪卜斯搬了十五次家，十四岁的儿子脑袋被炸伤一直昏迷，全家每天只吃一顿饭，就是普通面包，没有别的。联合国说加沙百分之七十八的建筑都坏了，农田的土也硬了瘦了，种不出东西。

哈尔科夫那个二十九岁的姑娘玛丽亚说，世界上对她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她自己家。警报一天响五次，有时候连着十个小时没法安静。她花了六个月才敢回去。她的男朋友在前线，两个人打电话经常谁也不说话，就那么听着彼此的呼吸。

有人跟你说战争分不清好坏，你别信。海牙今年判了两个人，中非的叶卡托姆和恩盖索纳，带着民兵杀穆斯林平民，一个十五年一个十二年。十月份又判了个苏丹人叫库沙卜，二十七项罪名二十年。法院写的是谋杀、酷刑、强迫转移，每一条都有证人——检方传了一百一十四个，辩方传了五十六个。这不是什么说不清楚的事。

安徽前年开始找志愿军老兵，全省就剩下不到一百一十个活的，最后只抢着录了八十九个人的口述。有个参加过上甘岭和长津湖的老头，五次三等功，一辈子不提战场上的事。重新穿上军装那天才开始讲。你说他当年为什么要去打？因为有些仗你躲不掉，你分不分得清正义和非正义，敌人不会因为你分不清就放下刀。

全世界一年花在军队上的钱超过两万四千亿美元，光美国一家就占了快九千两百亿。这些钱要是拿来盖房子，纳伊尔·阿巴斯就不用睡在废墟上了。可有人就是要把水搅浑，说什么杀人就是杀人没有什么正义不正义。这话听着好像很公道，其实是让放火的人和救火的人坐到了一张桌子上平起平坐。

那位写信的日本兵村田芳夫后来死在了战场上，我不知道他死的时候觉不觉得自己也在玩一个很有意思的游戏。我只知道南京那些直着眼睛的人，加沙那些搬了十五次家的人，哈尔科夫那个只能听着电话呼吸声才能睡觉的姑娘——他们从来没有说过战争有。

啥意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