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哥十六岁，因为打架，被我爸一顿揍，跑了。
这一跑，就是深圳。这一等，就是十年。
十年，我爸每天搬个小马扎，就坐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，从天亮，到天黑。村里人来人往，嘴上不说，眼神里的意思谁都懂：这老头，魔怔了。
第一年，有人从深圳回来，说见过，又说没看清。
第二年，消息断了。
第三年，我妈夜里开始不出声地掉眼泪，我爸就递过去一张旧手帕。
第五年，村里的小孩换了一拨，都认识了这个每天坐在树下的爷爷。
他盯着那条土路，眼神都直了，仿佛能把一千五百公里的路面给瞪穿。夏天，汗水顺着他后背的沟壑往下淌，浸湿马扎。冬天，旧军大衣的领子竖到顶，风还是往里钻。他就那么坐着，成了一块望向南方的石头。
我听见我爸喝多了，对着空椅子说：“那天，我不拿那根扁担就好了……”说完，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，没声儿，但特狠。
电视里只要出现“深圳”两个字，他立马放下碗筷，凑到屏幕跟前，眼睛瞪得像铜铃，从高楼扫到天桥，想从人堆里，扒拉出他儿子的影子。
第十年的秋天，村委会的电话响了。
是我哥。
声音跟砂纸磨过一样：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那天下午，我爸还是坐在老槐树下。一辆破旧的长途客车颠簸着停在村口，扬起一片灰。车门打开，走下来一个男人，又黑又瘦，一身不合身的西装松垮垮地挂在身上，手里提着一个破行李包。
他一步步走过来，站到我爸面前，嘴唇哆嗦着，一个字没挤出来。
整个村口静得可怕。
我爸缓缓站起来，十年，他背已经驼了。他没哭，没骂，也没抱。他只是走上前，抬起那只布满老茧的手，轻轻地，拍了拍我哥胳膊上根本不存在的灰。
然后，他说：“回来了就好。吃饭。”
十年撕心裂肺的等待，没有一句追问，没有一场痛哭，就落在这一句“吃饭”上。
后来我才知道，我哥在外面睡过桥洞，被人骗光过钱，最饿的时候，跟野狗抢过吃的。一场大病差点让他死在出租屋里，他才觉得，什么脸面，都比不过“回家”这两个字。
有些亲情就是这样，它不需要震耳欲聋的“对不起”和“我原谅你”。它所有的惊涛骇浪，最后都只化成一个动作：给你夹一筷子菜，或者，替你掸掉身上的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