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是李满，我以个人名义公开反对5月30日全国上映的电影《监狱来的妈妈》。原因一，这部电影是杀人犯赵箫泓拍摄，她于2009年4月14日22时许，因为琐事将丈夫张勃杀害。后被判处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（2023年）。而这部电影拍摄于2019年到2021年，此时她正在服刑、剥政期内拍戏，该电影主角存在违法参演。

李满的这条公开声明，直接把一部即将上映的电影推上了风口浪尖。她提到的赵箫泓，并非职业演员，而是一个因杀人罪正在服刑的犯人。2009年那个晚上，赵箫泓因琐事与丈夫张勃发生争执，最终致其死亡。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，刑期至2023年止。这意味着从2019年到2021年电影拍摄期间，赵箫泓正处于服刑状态，政治权利被依法剥夺。

根据我国刑法第五十四条规定，剥夺政治权利包括担任国家机关职务、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职务，以及参与各类选举和被选举等多项权利。而电影作为一种面向公众的文化产品，参演行为本身是否构成变相的“公开发表”或“社会活动参与”？一个正在服刑的杀人犯，以女主角身份出现在大银幕上，向公众讲述“母爱”故事，这本身就触碰了社会良知的底线。

再往下追问，这部电影到底是怎么拍出来的？拍摄周期跨越2019至2021年，整整三年时间，涉及投资方、制片方、发行方多个环节。是谁决定启用一名服刑人员担任主角？是明知故犯，还是审核缺位？更让人不解的是，电影不仅完成了拍摄，还拿到了放映许可证，定档5月30日全国上映。这意味着在所有审查环节中，没有一个关卡对主演的身份提出过质疑。

有网友翻出了赵箫泓当年案件的细节。2009年4月14日22时许，赵箫泓因家庭琐事与丈夫发生冲突，在争执过程中将其杀害。案件经法院审理，认定构成故意杀人罪。一个曾被剥夺他人生命的人，如今在银幕上扮演一个“母亲”的角色，向公众传递情感和价值观念，这种错位本身就令人不安。

受害者家属的处境同样不容忽视。张勃的家人失去亲人已经十几年了，现在却要看着杀害亲人的凶手以“女主角”的身份出现在全国影院的海报和宣传物料上，出现在各大媒体的报道中。对他们而言，这无异于在伤口上撒盐。李满在声明中提到的“反对”，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一种公众声音：法律的惩戒和教育功能不应被商业逻辑消解。

这部电影的片名是《监狱来的妈妈》，从目前公开的信息看，讲述的应该是一个关于母爱与救赎的故事。救赎本身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主题，但问题在于，救赎的前提是什么？一个人是否可以在服刑期间、在政治权利被剥夺的状态下，通过拍摄电影来完成某种意义上的“公共救赎”？刑法的目的不仅是惩罚，还有教育和改造，但教育和改造是否等同于让服刑人员成为公众人物、获取商业收益？

根据相关法律，服刑人员在押期间的人身自由受到严格限制，参与社会活动需要经过审批。电影拍摄属于商业文化活动，服刑人员以主演身份参与长达三年的拍摄，期间必然涉及外出、与剧组人员接触、签订合同、获取报酬等一系列法律行为。这些行为是否经过了合法审批？如果审批程序存在瑕疵，整部电影的制作合法性都将受到质疑。

还有一个层面值得深思。赵箫泓2023年刑满释放，剥夺政治权利期限同步届满。电影定档2026年5月30日，恰好在她完全恢复所有权利之后。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，是巧合还是刻意安排？如果电影在她服刑期间拍摄完成、在刑满释放后上映，法律上是否存在规避监管的嫌疑？

李满的声明虽然只有短短几段，但涉及的问题却牵动着法律、伦理和公众情感的多根神经。一个曾经触犯刑法底线的人，能否以“艺术创作”的名义，在被剥夺政治权利期间参与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？审查机制在这个过程中是否失职？受害者家属的权益如何保障？这些问题，远比一部电影的上映重要得多。

5月30日，这部电影将如期与观众见面吗？或者说，它应该如期与观众见面吗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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