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自忠将军壮烈殉国后，日军数次上报，三度出动战机飞越灵柩却始终未曾投弹
1940年5月的重庆江边，骄阳烤得石板路发烫，可上万人默默守在渡口，一顶顶黑纱在风里摇晃。随着军号响起，一副被黄布包裹的灵柩自木船抬下，人群忽然低头。有人哽咽一句：“他回来了。”另一人接声：“这回，真是回家了。”
灵柩的主人叫张自忠。几天前，他倒在襄河西岸的簰洲湾。战前，第33集团军副总司令部的作战电文一再呼叫上级增援，结果像石子落水，没有半点回音。枪弹见底，他索性下令：“把所有人都顶上去，剩我殿后。”有人劝他撤，他摆摆手：“河流已断，后退一里，便是百姓。”这句话成了他最后的命令。
沿着长江逆流而上的送灵船队中，还有一支暗中护送的敢死小分队，领头的是第38师师长黄维纲。前一晚，他们悄悄潜入日军防线，把遗体抢回。夜色里黄维纲只说了两句：“活着跟老总打仗，死了也要接他回去。”短短一句，三十余人翻山越岭，拼掉十几条命才保住那口棺木。

这一幕让不少人想起七年前的北平。1933年春，喜峰口漫天黄沙，29军临时攒起的步枪老掉漆，机枪只有报废旧货。可张自忠依旧带着部下死守隘口，硬是在日军坦克前填出一道人墙。几年后，城池失守、协定落印，报纸上却把“守土不力”的帽子一股脑扣到他头上。谣言如潮，他只在日记里写了七个字——“勿自弃，惟图再战。”
再战的机会很快来到。1938年春的临沂鏖战，日军南线兵团一路纵深突进，直插台儿庄。张自忠率59军在沂河畔连夜抢筑土堡，四天三夜硬生生拖死了两个联队。正面李宗仁反击得手，史书里写下“台儿庄大捷”，可许多人忘了，缺衣少弹、用旧炮的59军就这么站在最前沿。

同年秋，武汉失守。大本营向西迁，华中、华南、华北兵力调度被迫收缩。第五战区只剩零星部队，宜昌成了锁住长江上游的最后关口。1940年春，日军第3、第13师团从襄阳南压。江汉平原水网纵横，能渡江的节点屈指可数，簰洲湾偏偏是必经之路。张自忠把师团旗插在河岸，对副官说：“只要这里还响枪，宜昌就不会丢。”
5月16日下午四点左右，河滩一片死寂。张自忠身旁仅剩几名警卫，大家的子弹加起来不够两梭。他把最后一挺重机枪按在沙包上，扣着扳机打到枪管发红。敌人抛来数倍兵力，他中弹倒地，仍撑起上身继续指挥。夕阳落山时，中弹十余处的将军再也没能起身。
日军沿着血迹翻检遗物，发现那身弹孔累累的中将军服。电话一通一通打往师团部，再报到武汉的第11军司令部。最终，日方决定按军礼安置遗体。翌日清晨，两名少佐脱帽致敬，棺木覆以白被，四个士兵抬至河堤。有人好奇：为何如此郑重？日军参谋长回答：“此人值得。”

黄维纲趁夜夺回棺木，船队拔锚南下。途中经过宜昌，汽笛声里，码头站满身缠孝带的市民。他们自发停工，沿江送行。有人抛下一束白菊，花瓣随波荡去。空中忽传来轰鸣，三架日机掠过，却未投下一弹，只在低空兜了几圈便折返。同行的随员小声嘀咕：“这算不算另一种军礼？”没有人回答。
灵柩继续向上游行进。渡长江、过巫峡，一路有老兵脱帽敬礼，也有挑担的船夫放下竹竿默哀。多年后，有档案揭开：宜昌一役，张部以不足三千之众，迟滞两万余日军四十八小时，为友军重整防线赢得宝贵时间。
在那些尘封文件里，还能看到他更早的履历：1891年生于山东临清书香世家；保定军校出身；辛亥年投身同盟会；1916年被冯玉祥提拔为连长；1930年代，面对资源匮乏的西北军，他四处筹枪、拆火车轨制地雷；甚至亲自押运军饷，用马车把银元送到前线。这样的人，死守到最后一刻并不奇怪。

人们也想起了一段私下对话。1939年冬，重庆郊外，冯玉祥请张自忠吃羊肉火锅。汤滚时，冯玉祥叹气：“自忠，你身上伤口没好全，何必急着回前线？”张略一沉吟，说：“国家没得选，我也就没得选。”两人对饮至深夜，灯火摇晃，默契不再言语。
如今，灵柩已抵达重庆郊外南山。没有钟鼓，也没有演讲，只有一声接一声的礼炮。尘土封棺那刻，五百里外的宜昌还在燃烧，长江水却依旧向东奔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