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路军120师，团以上将领在建国后授衔情况一览！


一九五五年授衔，八路军第120师这块老底子，一下子显出分量。
贺龙授元帅，萧克、周士第、甘泗淇授上将；张宗逊、陈伯钧、王震、贺炳炎，同样列入上将行列；廖汉生授中将。再往这条线里看，后来进入第120师系统的许光达，授的是大将。

一个师，能在新中国将帅谱里留下这么密的一片名字，绝不是碰巧。
那是枪火里熬出来的，是长路上磨出来的，也是饿肚子时还得把队伍撑住的本事。军衔落在肩上时安安静静，往前倒推，每一颗星都带着硝烟味。

这支部队的根，连着红二方面军。
湘鄂川黔根据地时期，任弼时、贺龙、关向应、萧克、王震等人带着队伍在山水褶皱里辗转，土家族、苗族青年不断补进来。会师时七千多人，后来发展到两万多人。

长征再苦，雪山草地再咬人，这支队伍还是到了陕甘宁边区。到一九三七年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时，很多骨干已经不是纸面上的“干部”，而是从泥里、血里爬出来的老行伍。人一旦在最难的年月里把心气扛住，往后碰上大风大浪，脚下就不容易打飘。

师部这一层，后来授衔的高度很扎眼。
贺龙是元帅，萧克、周士第、甘泗淇是上将。关向应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一九五五年的授衔册上，不是因为资历薄，而是一九四六年便病逝延安。那页历史翻得太早，少了一个本应很重的名字。

再看旅团干部，张宗逊、陈伯钧、王震、贺炳炎、廖汉生，一个个都不是被“抬”上去的，是在险局里顶出来的。第120师的可怕之处，恰在这里，主帅压得住阵脚，中层也不是摆设，真到火烧眉毛时，能各自拎起一摊子事。

贺炳炎和廖汉生所在的第七一六团，最能说明问题。
一九三七年十月，雁门关以南黑石头沟，两次设伏，击毙日军五百余人，击毁汽车三十余辆。那时全面抗战才刚铺开，日军交通线压得很紧，第120师迎头狠狠干了一下。

战场上的运输车，看着只是车，背后却是弹药、口粮和推进节奏。车队一乱，敌人的气势就先散半截。后来贺炳炎授上将，廖汉生授中将，这份军衔里，有黑石头沟的枪声，也有团一级干部敢在强敌鼻子底下下狠手的胆气。

贺龙的元帅军衔，也不是只靠老资格托着。

齐会战斗里，敌人来势很凶，第120师集中七个团迎战。日军见正面吃不动，炮轰村庄，又向师部附近施放毒气。贺龙和机关二十余人中毒，仍守在指挥位置上。
仗打完，歼敌七百余人，吉田大队基本被打残。其实在此之前，一九三八年冬，贺龙已率部挺进冀中平原，脚跟刚站稳，便迎来这种硬碰硬的较量。指挥员的分量，有时就藏在这种时候，鼻腔发涩，胸口发闷，局面却不能撒手。

人一退，军心就散；人钉在那里，队伍便还敢往前压。

陈庄之战，味道又不同。那是绷着筋打的一仗，不是猛冲几次就能分出高下。
贺龙与聂荣臻指挥部队周旋六天五夜，集中六个团，把来犯日军一千二百余人吃掉。毛主席称这一仗为相持阶段的模范歼灭战。

这样的战例，考的不是一时血勇，而是调兵、忍耐、诱敌、合围，样样都得拿得住。张宗逊、陈伯钧、王震这一批旅级骨干，后来能担大任，正是在这种硬仗里把手练稳了。

仗打到这个份上，勇猛还不够，脑子也得冷，气口还得长。

晋西北的反围攻，也把第120师的骨头磨得更硬。
日军调集一万余人分路压来，部队顶住二十多天，收复岢岚、五寨、保德、河曲、偏关、神池、宁武七座县城，歼敌一千五百余人。
七座县城不是好听的数字，它们连着百姓的房舍、粮道和边区门户。
守住这些地方，陕甘宁边区就多一层屏障。后续冬季反“扫荡”，部队又歼敌三千六百余人。

打到这一步，第120师已经不只是会赢几场漂亮仗，而是能扛住一片战局。一九四〇年的百团大战里，它又投入交通破袭，能守，也能主动掐住敌人的筋脉。将领的成色，正是在这种攻守转换里慢慢见底。

军衔的光，不全是冲锋时照出来的。
王震和第三五九旅进南泥湾，拿起锄头，照样是一场硬仗。封锁来了，边区紧得连裤腰带都得勒一勒，光等供给，不现实。一九四一年，三五九旅开荒一万一千二百亩；一九四三年，超过十万亩；到一九四四年底，种植面积达到二十六万多亩，还向边区缴纳公粮一万石。

枪背在肩上，手里却握着锄头，土坷垃翻开，一粒粮食也得争。
王震后来授上将，不只是因为会打仗，也因为在最难的时候，能把一支队伍带得不散架。能冲锋，是本事；能让队伍有饭吃、有路走，同样不是寻常功夫。

许光达后来进入第120师独立第二旅系统，担任旅长兼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，一九五五年授大将。这个名字放进来，能看出第120师的另一层气象。它不是几位老将撑着门面，而是整个干部体系会接力，会生长。

老一辈压阵，新一批接上，部队才会越走越厚。
所谓名将成群，从来不是凭空冒出来的，是一支军队有泥土、有根须，才会一茬一茬长出硬苗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