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57年，许世友的警卫连长徐永卿出差途经上海，街头漫步时与一名男子擦肩而过，徐永卿惊觉这名男子很有可能是他找了多年的日本特务，可要抓住他，却成了难题！

旧货市场里，一个修电器的小摊不起眼。摊主叫尤志远，话不多，低头拧螺丝时，像是只想把日子过稳。谁也想不到，这个在上海市井里混得平平静静的人，早年竟是日本特务河下谷清。抗战时，他靠假面孔接近进步人士，手上沾过不少血。到了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又把旧身份压进暗处，娶妻成家，换名谋生，像一块沉在泥里的石头。

把这块石头翻出来的，不是预先布好的大网，而是一九五七年公交车窗外的一瞥。

徐永卿从福州到上海学习，车子经过菜市场，他随意看向街边，忽然撞见一张熟脸。那一瞬间，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。

像，太像了。

徐永卿立刻跳下车追去，可菜场人头攒动，挑担的，买菜的，推车的挤作一团，那人很快就不见了。后来查明，河下谷清那天因给岳父祝寿留宿，清早出门买菜，偏偏在街口撞进徐永卿的视线里。只剩下徐永卿站在路边，耳边还是一片嘈杂，眼睛却一直往人群深处搜。

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街头偶遇。

河下谷清这张脸，徐永卿记了十多年。抗战时期，徐永卿从事地下抗日工作，曾奉命在济南铁路系统相关地点张贴反战标语。那地方被日本人盯得很紧，稍有差池就会出事。河下谷清偏偏在那时靠近他，嘴上反战，神色诚恳，还借所谓反战组织的旗号接触进步青年。

徐永卿一度把他当成同路人。

这种人最阴。坏不在明处，专挑信任下刀。

河下谷清真正想摸清的，是谁在活动，谁和谁来往，哪些人值得盯住。济南地下抗日力量中，有人因此被捕。徐永卿自己也遭他出卖，在一次执行任务时落入日军手里。

押送途中，他凭着练过少林功夫的底子脱身，转投八路军。
后来，他进入许世友身边担任警卫工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离开部队，被安排到福州一家国营厂任职。这回去上海学习，本来只是普通差事，没想到半路翻出了旧案。

岁月往前走，旧事却没散，那张骗人的脸也没淡。

上海街头那一闪，让他越想越不对劲。学习结束后，徐永卿赶到南京看望许世友，把经过细细讲明。许世友听完，不觉得这是捕风捉影，当即让徐永卿写下情况，自己补上说明，转请上海方面核查。一九五七年，柯庆施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。
送到后，公安系统很快接手。案子自此从个人记忆，变成正式追查。

可追查一个改名换姓的人，哪有那么容易。
办案人员先在菜市场附近守候，守了一个多月，始终没等到目标。线索像被风吹散，抓不住。公安又从旧案和在押人员中翻找，有人交代，河下谷清在上海有家庭，妻子是浙江人，早年做过舞女。

这个说法听着像门路，真查起来却没有马上落地。
上海太大，一个人若有心躲，街巷都能替他遮一层影子。更麻烦的是，他若真用了新名字，过去那些熟人见到他，也未必敢立刻下结论。

敌人若持枪露面，反倒好认；偏偏他把自己揉进买菜、修物件、走亲戚这些琐碎日子里，表面上烟火气十足，骨子里却藏着旧账。要从寻常生活里剥出真实身份，靠的不是一声断喝，而是耐心，是反复比对，是不放过那些看似不起眼的边角。

僵局没有逼退侦查人员。
协查通报送到基层公安、派出所和居民组织后，散落在民间的旧记忆开始往回聚。第一封信来自曾在济南铁路局工作的退休工人。

他认得河下谷清，也记得抗战胜利后，此人已被视作日本间谍。

一九五六年，他在旧货市场见过一个修电器的小商贩，名叫尤志远，模样和河下谷清极像。当时只觉得蹊跷，没有证据，便压在心里。如今听到协查消息，那点旧疑心一下翻了上来。

第二封信出自纺织厂工人洪志勇。

抗战时期，他曾在日本人经营的袜厂做工，河下谷清过去常在那里出现。第三封信来自印刷厂工人，对方回忆，那位“尤老板”曾去厂里印刷过“北海币”。这几段记忆来自不同地方，彼此没有串通，却慢慢扣成一副完整轮廓。一个认脸，一个认旧行踪，一个认旧勾当，公安顺着这三条线追下去，“尤志远”的外壳终于被撬开。

河下谷清落网后，许多事情才重新接上。

他在上海解放前夕接到继续潜伏的命令，后来又与上级断了联系，被丢在原地，自谋生计。

于是他修电器，过日子，尽量让自己像个普通市民。
解放后，办案中暂未发现他新的破坏行为。可这并不能冲掉抗战时期的旧罪。他曾靠伪装骗取信任，再把信任变成抓人的绳索。这样的账，拖得再久，也不能当作没发生。河下谷清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旧货市场那张小摊照样有人来来往往，菜场的吆喝声也没停。只是徐永卿当年从公交车窗边扫到的那张脸，再也没有机会躲回人海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