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海东旅长：我参加过平型关大捷；
参谋长陈士举：平型关大捷我参加过；
李天佑队长：我参加过平型关大捷；
最遗憾的是343旅旅长陈光。 他浴血奋战，带头冲锋。历任红一军团代理师长、第115师师长。任第343旅旅长、第115师代师长，从平型关到齐鲁，立下赫赫战功。不幸的是，他于1954年去世，没有被授予这一称号。他年仅49岁。


一九五五年授衔时，许多参加过平型关大捷的人都走到了历史台前。
徐海东在，陈士榘在，李天佑也在。陈光不在。名单翻过去，只是一页纸的事，放回那段岁月里，却像桌上缺了一只碗，怎么看都别扭。他不是路过平型关的人，也不是战报边角上的名字。那一仗，他是第三四三旅旅长，担着主力旅的指挥责任。别人后来能从容说一句，平型关我打过。
陈光没有这个机会了。

平型关的山沟不好走，伏击更不是摆好姿势等敌人撞上来。九月的晋北，夜里下雨，衣服贴在背上，枪支也带着潮气。
部队埋进山间，谁都知道，只要日军队形一乱不起来，或者火力压不住，整个战机就会漏掉。

战斗打响后，老爷庙高地争夺很凶，山坡上人影翻滚，枪声一阵压过一阵。陈光手里握着的是第三四三旅，不是轻松活。他得盯住大局，也得扛住最硬的那一下。

平型关打赢，离不开前线团长、营长、连长往前扑，也离不开旅一级指挥把这盘险棋撑住。

陈光的分量，不是靠后人补出来的。
早在红军时期，他就不是普通干部。
湘南起义后，他上井冈山，后来一路在主力部队里打出来。长征路上，乌江、泸定桥、腊子口，这些名字后来写进课本，落在当时却都是刀口。哪一关没过去，后面的路都可能断掉。
陈光常被放在这种要命的位置上，说明组织认他，也信他。

一九三六年十二月，他代理红一军团军团长，这不是照顾资历，而是把一支硬部队暂时交到他手里。能坐上去，靠的是战场上一回回攒下的底气。
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他出任第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旅长。平型关之后，第三四三旅又参加广阳伏击，给日军迎头一击。林彪负伤离开前线，陈光随后代理第一一五师师长。这个位置不好坐，第一一五师名气大，担子也重，打不好，丢的不只是一次战机。

陈光没靠虚架子撑场面，他在敌后战场继续带兵往前顶。

一九三九年春，他与罗荣桓率部进入山东，陆房突围、梁山战斗，都打得很硬。梁山那一仗，八路军以并不占优的条件，打出一场漂亮歼灭战，缴到的火炮和机枪，都是从敌人手里硬抠出来的。陈光身上的“猛”，不只是冲得快，也有临阵时敢拍板、敢负责的那股狠劲。

可这人最让人难受的地方，也在这里。战场上，直来直去有时是优点，到了组织生活和复杂局面里，太直就容易撞墙。七大期间，陈光因为人选问题心里不平，情绪直接顶了出来。毛主席给他写信，意思很明白，大会要顾全团结，有意见会后交换。陈光受到触动，把信留在身边。可一个人的性子，不会因为一次提醒就全变了。

锋芒收一收，说起来容易，真落到自己身上，往往最难。

东北时期，电台调配又闹出矛盾。林彪要求调用设备，陈光没有顺利交出，双方的话越说越僵。早年一起打过仗，不等于后来什么事都能靠旧情抹平。命令、分工、纪律，摆在桌面上就不是私下商量几句那么简单。关系从这里裂开，之后再补，也难回原样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陈光调往广东，担任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。

那时候的华南，枪声少了些，事情却更细、更杂。港澳方向牵涉特殊工作，人事安排更不能凭个人判断放手去干。陈光在招收和训练人员上出了问题，上级多次提醒，他仍不愿低头。越顶越硬，越硬越僵，事情终于走到难收的地步。

陈光犯过错，这一点绕不过去。组织纪律不能当摆设，特殊工作也不能拿“出发点好”做挡箭牌。可若把他的一生压成一句“脾气坏，所以落到这一步”，也太省力了。

一个从炮火里杀出来的人，习惯了在瞬息之间做决定，进入新环境后，未必立刻学会收放、商量、转圜。战场靠锋利，治事靠分寸。陈光没把这个弯拐好，前半生帮他立功的东西，后半生反倒变成了绊脚石。历史有时就这么别扭，长处和短处，常常长在同一根骨头上。

一九五四年六月七日，陈光在武汉去世，四十九岁。第二年，全军授衔，平型关旧将里许多人有了新的军衔与位置，他却停在了那一年的阴影里。后来不少人猜，若他活到授衔，会不会站进大将或者上将行列。

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
能确定的是，陈光在红军、八路军中的位置并不轻，战功也不是一句“曾经打过仗”就能带过的。

一九八六年，一批熟悉情况的老同志联名提出复查。到一九八八年，中央批准恢复陈光的党籍和名誉。这个处理来得晚，却不是没有分量。它让陈光重新回到较为公正的历史坐标里，也提醒后来者，评价一个人，不能只盯着晚年那段灰暗，也不能因为早年有功就把错误抹平。

陈光该被记住，不是因为他完美，而是因为他真实。
他在平型关的山风里扛过重压，也在后来的人生弯道上失了步。那道背影，至今看去，仍旧沉甸甸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