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战后期，为了照顾在延安养病多年的关向应，贺龙把自己的秘书陈梦还派到关向应身边。

1942年春，贺龙回到延安，身上的征尘还没落净，心里先压上了一件沉甸甸的事。
关向应病得不轻，已经不是休息几天就能缓过来的光景。两人从红二方面军一路走到抗战岁月，风里来，火里去，多少难关都是并肩熬过的。如今一个躺在病床上，连说话都显得费力，贺龙看在眼里，嘴上没铺陈，心里却像堵了一块石头。

看望过后，他很快作出安排，把身边最得力的秘书陈梦环派到关向应那里。陈梦环办事稳，当时正是贺龙用得顺手的人，按常理该留在司令员身边跑前跑后。
贺龙偏偏把他调走，不是手边人多，也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关向应身边确实需要一个靠得住的人。

药要接，消息要传，日常小事也得有人照应。一个病中的重要干部，最怕周围人手散乱，事情漏风。贺龙看得明白，照顾关向应，既是情分，也是责任。对他来说，这不是做给旁人看的体面，而是老同志之间最朴素的托付。

他还请来中医杨大夫守在身旁。
后来关向应病势更重，贺龙又把杨云阶调来，协助处理办公室事务。病房里看似安静，其实许多细节都压着分量。陈梦环有一次回来汇报，说关向应仍旧不好，只能喝些汤水。贺龙听后半天没吭声，眼圈发湿，随后问还能不能想点法子补一补。他琢磨着把鸭脯肉剁碎，做成肉饼下汤，让油气被肉收住，汤喝起来清些，营养也别白白丢掉。领兵的人，平日说话常带着硬劲，真到了老战友跟前，心却细得像针脚。那份难过没有喊出来，只落在一顿饭、一句问话里。

那时的贺龙，并不是闲在延安陪病人。
1942年5月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成立，他出任司令员，关向应任政治委员，因长期养病，由高岗代理。毛主席交给他的任务很重，军事指挥要统一，财政经济要统筹，党政军关系也得捋顺。边区家底不厚，机关、部队、地方工作又交织在一起，哪里拧巴，哪里就会耽误全盘。

贺龙接下的不是一块现成的好田，而是一片石头多、土层薄的坡地，得先把犁头压下去。

他到手的第一件大事，就是整军。
边区一些部队机关偏大，层级偏多，真到急用时，腿脚未必利索。贺龙主张压缩机关，把力量往连队里沉，让能打仗的人回到最该出力的位置。裁减出来的人，也不随便甩开，一部分投入生产，一部分送去学习，既解决眼前，又给将来留后手。穷日子里不能摆排场，兵少粮紧，更不能把架子撑得太满。把机关瘦下来，不是为了好看，是为了遇事时能转得快、顶得住。

他对军队和地方关系也盯得很紧。

检查留守兵团工作时，他没有只讲成绩，对不尊重地方政府、请示汇报不够的问题，直接点了出来。部队驻在哪里，就要懂得尊重哪里，不能仗着手里有枪，便把地方工作挤到一边。边区不是谁的一亩三分地，军队和地方一旦拧成疙瘩，最先受伤的就是抗战大局。
贺龙打过硬仗，也懂得软处不能失手。有些败局，不是敌人从正门打进来，而是自己先把门闩弄松了。

外头的压力，很快逼到跟前。贺龙判断，陕甘宁边区周围已有大批国民党军队形成封锁，守河防要人，防南线也要人，兵力明显吃紧。经毛主席同意，1942年11月，独立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。到1943年，胡宗南方面策划进攻延安，边区形势陡然紧张。贺龙没有等人家把刀架到脖子上，便命令第三五八旅赶赴陕北，进驻延安以南的葫芦河，与第三五九旅、新四旅、教导旅一道，把南面的关键通道顶住。

7月9日，延安举行紧急动员大会，三万军民聚在一处，气氛绷得很紧。
贺龙讲话不绕弯，边区真遭进犯，就准备死守到底。他还当面质问国民党驻延安联络人员，嘴上说没有内战企图，为什么主力师、坦克、重炮却一股脑往边区周围摆。台下口号声立刻掀起来，像浪头一样往前推。对方站在那里，接不住这个话头。那不是单纯发火，而是把军事压力公开摊到阳光下，让全国都看个清楚。

局面后来暂时缓了下来，贺龙却没有松口气。
第三次反共高潮退去，不等于危险散尽。1943年秋，边区抓紧大练兵，毛主席要求冬季训练下真功夫，贺龙也在晋西北推动旅团干部动起来。操场上，刺杀、投弹、射击一遍遍磨，战士手上起茧，嗓子喊哑，脚下的黄土被踏得松又实。练兵不是做个热闹场面，而是给下一次风暴预先打底。真到枪声再起，靠的不是临时鼓劲，而是日复一日攒下来的底气。

把这几件事放在一起看，陈梦环被派到关向应身边，就不是一段孤零零的温情插曲。

贺龙心里装着的，始终是同一套分量：病中的同志不能无人照看，前线的口子不能无人把守，机关不能虚胖，军地不能失和，部队不能只靠旧本事吃老本。

看起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其实每一下都敲在要害上。

真正能扛事的人，不只会在战场上拍案而起，也会在病房外放轻脚步，把一碗汤的冷热都记在心里。

夜深时，延安的病房灯火昏黄。
关向应也许慢慢喝着那碗清汤，屋外风声擦过窗纸。另一边，练兵场上的脚印还留在黄土里，没人多说什么，第二天照旧出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