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2年，有人向马步芳告密，说马彪有野心，想脱离青海，马步芳听后，便飞往重庆，向蒋介石报告说：马彪因年老申请退休，拟由马步康去接替，不久，马彪便被调往有职无权的虚职。
一名在前线打过硬仗的骑兵将领，最后没有倒在日军炮火下，却先被自己人从兵权上挪开。马彪的遭遇，表面看是一次人事调整，往深处看，是青海马家军内部权力防备的一次集中爆发。
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青海方面派出暂编骑兵第一师出省抗战，马彪担任师长，带着一批青海子弟兵离开西宁。那时候，骑兵已经不是战场上的绝对主力，但在交通不便、战线拉长的地区，骑兵仍有速度快、转移灵活的优势。

马彪的名声，就是在这些硬仗里打出来的。日军曾把同他交手称作“恶战马彪”，说明这支骑兵并非空有番号。
它不一定每次都能打出大战果，但能让对手感到麻烦，也能在局部战场上打乱日军节奏。1940年2月中旬，马彪率部在安徽太和一带同日军交战。
这一仗中，青海骑兵打得比较主动，缴获了军马、机枪和其他军需物资。对一支长期在外作战的骑兵部队来说，战马和武器都很宝贵，缴获这些东西，等于是给部队续了一口气。
可是马彪没有把这些缴获全留在自己手中。他专门安排人把一部分战马和武器送回青海，交给马步芳。
这个举动很耐人寻味。马彪当然明白，自己在外面越能打，后方越可能不放心，所以他需要用实际行动告诉马步芳，自己没有脱离青海系统的意思。
偏偏权力场上最怕的，不是没有表态，而是表态也未必能消除猜疑。马彪打出了战功，又被重庆方面注意到，还兼任骑兵第二军副军长一类职务。
对马步芳来说，这就不只是一个堂叔带兵打仗的问题了，而是青海军队会不会被中央政府顺手拉走的问题。青海马家军靠的不是单纯的军衔制度，而是地盘、家族和部队三者绑在一起。
谁掌握兵权，谁就有分量。马彪带兵在外，手下又有一批跟着他打过仗的官兵，如果再得到蒋介石方面赏识，他在系统内的独立性自然会提高。
就在这种背景下，有人向马步芳进言，说马彪有野心，想脱离青海。这样的话未必有确凿证据，却很容易击中马步芳的心病。
地方实力派最忌讳的，就是部将绕过自己，直接同重庆建立联系，更何况这个部将还是能打仗的本家长辈。1942年夏天，马步芳飞往重庆。
他没有把“担心马彪坐大”直接摆到蒋介石面前，而是换了一套更体面的说法：马彪年老体衰，申请退休，建议由马步康去接替。这种话听起来合情合理，既不伤马彪名义，也方便上级批准。
蒋介石并不了解青海内部这些暗流。站在重庆方面看，地方军队的将领轮换，只要不影响抗战大局，通常不会深究背后的家族矛盾。
于是，马步芳的请求得到了同意。对马彪来说，真正决定他命运的，不是前线战报，而是后方一次看似平静的汇报。
马步芳回去以后，马步康便前往部队驻地同马彪办理交接。马彪手里的兵权被拿走，他本人被安排到西安，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将参议。
这个职位听上去不低，实际上没有实权，也没有能直接指挥的部队。一个习惯在马背上调兵的人，忽然坐到参议位置上，滋味可想而知。
对外还能说是升迁、休养、安置，对内却很清楚，这是被挪出了前线，也被挪出了真正能说话的位置。马彪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缘由，只是军令已经下来，他没有多少反抗空间。
后来，马彪曾到重庆向蒋介石说明情况，表示自己并非真心退休，还愿意继续领兵抗日。蒋介石对他的战功有所肯定，也给过赏赐，并让胡宗南、汤恩伯等人考虑安排职务。
看起来，马彪仍有重新带兵的机会。可机会只停在纸面上，筹建骑兵部队需要马匹、经费、军官和兵员，更需要后方各方配合。
马步芳不愿意看到马彪重新掌握一支独立骑兵力量，自然不会积极支持。这样一拖，所谓重新出山就慢慢变成了空话。
马彪最后只能在西安闲居。他有军衔，有经历，也有战场上的名声，却没有真正能施展的空间。
到了1948年，他在外出时遭遇车祸去世，时年63岁。这样的结局，对一名在抗战中带兵出省的老将来说，多少带着几分冷清。
这件事不能简单写成某一个人受委屈，马彪属于旧军阀体系，他所处的马家军本身也有复杂问题。但就1942年的这次调动来说，核心并不复杂：前线战功没有压过后方猜忌，抗战需要没有压过地方军权的自保心理。
马步芳要的是控制力，马彪要的是继续带兵打仗，蒋介石要的是维持地方力量听命于中央，同时又不让局面失控。三股力量交在一起，最先被牺牲的就是马彪这样处在夹缝中的将领。
他不是没有能力，而是能力本身变成了风险。马彪被调离的关键，不在“年老”二字，而在“兵权”二字。
一个将领只要还握着队伍，还能得到上级注意，就可能改变原有权力格局。抗战年代需要用人，也需要防人，可防到把能打的人闲置起来，就会让前线和大局都受到损失。
很多人事变动表面体面，背后却是利益计算。马彪的命运提醒人们，旧式军政体系里，忠诚常常要反复证明，而战功有时不但不能保护一个人，反而会让他更早被推到权力警戒线之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