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66年开国上将阎红彦从北京开完会，回到昆明，昆明军区司令员秦基伟去看他，阎红彦十分严肃地对秦基伟说，你要当心

1966年深秋，阎红彦从北京回到昆明，整个人像被寒气裹了一层。
秦基伟去看他，屋里没有多少客套话。阎红彦神情很重，只压低声音说了一句：“你要当心。”这话不轻。秦基伟听得懂，阎红彦不是故弄玄虚的人，更不是见点风浪就大惊小怪的人。能让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说明北京那边已经不是普通的批评会，风向变了，刀口也亮出来了。

阎红彦在云南这些年，最烦的就是上面听好话，下面吞苦水。

1959年8月，他到云南主持工作，报纸上热气腾腾，地方上的日子却发紧。亲戚来信说有人饿死，身边干部支支吾吾，不肯把话挑明。他索性带着秘书李原往下走。县城、村寨、山道，一处处看过去，浮肿病、讨饭人、倒在路边的农民，全碰见了。麻栗坡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，拄着拐杖冒雨走二十多里，只为去公共食堂吃顿饭。旁人说，还有更远的，要骑毛驴赶三十多里。阎红彦听完脸色铁青。吃饭折腾成这样，哪还是办法，分明是在折磨人。

他不是只会发火。1961年5月，他给毛主席写去六千多字长信，把农村政策的问题摊开说，建议把办不下去的公社食堂散掉。话很硬，根子却不在争输赢，而在老百姓的锅里到底有没有粮。云南后来放开食堂，局面一点点缓过来。到几年后，粮食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，城乡市场也有了起色。阎红彦在云南被人称作“生产书记”，这称呼不华丽，却很贴身。1963年，他还兼任云南省政协主席。一个握过枪、走过边区的人，到了地方，心思没往排场上飘，还是盯着庄稼、集市和百姓碗里的那点热气。

这种认死理的劲头，早年就有。
1909年，他生在陕西安定瓦窑堡，少年家贫，十几岁就去当兵。1925年入党，清涧起义、晋西游击大队、西渡黄河，再到与刘志丹部会合，他走的不是平路。1934年赴苏学习，后来护送重要电报密码回国，辗转八个月才回到瓦窑堡。1936年红军东征，需要渡黄河，筹船的难题也落到他身上。许多事都是硬啃下来的，久了，人就不容易被空话唬住。

1942年在延安，高岗曾找他帮忙，要他替旧事作证，还拿职务相诱。阎红彦没接这个人情，反把当年的情况照实说了。到了1945年，他又向中央有关领导提出对高岗的疑虑，结果没被采纳，反倒受了批评。许多年后，高岗出事，毛主席向他表示歉意。阎红彦没有因这句迟来的认可变得圆滑，骨头还是那副骨头。

1962年，新的政治口号压下来，云南省委内部并非没有犹疑。阎红彦说得很直，云南要紧的是恢复生产，提高百姓生活，不该再没完没了地折腾。后来省委文件也写进了这个态度，引来上面不满，彭真到云南了解情况，事情才算稳住。阎红彦不是不知道风险，他只是觉得，有些话明明不对，硬吞下去，肚子里会结冰。

北京那场会，正踩在这块硬骨头上。
有人指责邓在淮海战役中动摇、想后撤。阎红彦当年就在中原野战军第三纵队，听完立刻起身反驳，说没有这回事，还当场问赵增益听没听过。
赵增益答得干脆：没有。

会场一时噎住。这样的话，说出口痛快，落到身上就沉。阎红彦回昆明后提醒秦基伟，正是因为他看见了那股冲着人来的狠劲。

很快，云南省委遭到冲击，他家也被抄。叶剑英从北京来电话，叮嘱秦基伟设法保护阎红彦。秦基伟随即安排，王银山具体负责，把阎红彦夫妇接到小麦峪。人暂时离开了风口，风却没有停。

街头的大字报越贴越凶，北京那边也有人点名施压，昆明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。
1967年1月4日，他们找不到阎红彦，便往上报告。几天后的凌晨，陈伯达的电话打进小麦峪，逼他出去见人，还把话压到“中央决定”上。阎红彦当场回顶，质问他凭什么代表中央，骂他不了解云南，只知道乱下命令。

电话挂断后，屋里一下静了。那种静，不是平静，是人心被逼到墙角后的空。

阎红彦知道，自己这一回已经没有多少退路。
他写下遗言，点出逼迫自己的人，随后吞下安眠药。1955年获授上将军衔、身佩三枚一级勋章的人，就这样倒在昆明寒夜里。后来不准公开追悼，昆明的干部群众还是自发送别。
邓小平后来评价他正派、耿直、刚强，认为云南工作做得不错。

1978年1月24日，他的骨灰移入八宝山，三百八十余人参加仪式；2月15日，云南省委和昆明军区党委发出通知，为他平反。

那年冬天，北京很冷，小麦峪想必也一样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