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可能活不过3个月了！”2007年，凌志军被查出肺癌晚期，恶性肿瘤已遍布全身，他选择放弃治疗，却在5年后奇迹般的痊愈了。
 
 
凌志军的父亲是上世纪70年代国内知名的肝癌治疗专家，吴孟超院士曾当面告诉他，动刀或许不是最佳选择。
 
 
可那时凌志军还年轻，无法接受眼睁睁看着父亲离去而无动于衷，最终还是坚持让父亲上了手术台。
 
 
然而吴孟超院士的话不幸言中，术后仅仅几个月，父亲就离世了。
 
 
谁能想到，几十年后，同样的生死抉择会落到他自己头上。
 
 
2007年2月12日，凌志军感觉天花板在旋转，墙壁也在晃动。
 
 
那一刻，他正在完成新书《中国的新革命》的收尾工作，原本以为能好好睡上一觉，结果却一头栽倒在地。
 
 
很快，医生把胸透光片和颅脑胶片摆在他面前：左肺发现肿瘤，颅内也有两处病灶。
 
 
“肺癌晚期，脑转移概率98%，可能活不过三个月。”这短短的几行字，像一盆冰水浇在了他身上。
 
 
他搞不懂，自己明明从不抽烟、酗酒，每年按时体检，怎么会突然被宣告生命只剩下三个月了？
 
 
接下来，凌志军和家人奔走于北京上海各大医院。
 
 
专家们的意见几乎一边倒，大家达成的共识就是必须尽快进行开颅手术，然后是漫长的化疗和放疗。
 
 
但妻子晓东偷偷去查了大量资料，她发现很多患者走过这套流程后，病情并没有真正好转。
 
 
正当一家人陷入矛盾时，一个叫纪世瀛的读者在凌志军的发布会上站了起来。
 
 
纪世瀛说自己也是癌症患者，医生曾断言他只能活八个月，但他依然站在这里。
 
 
他说了一句让凌志军刻骨铭心的话：“得这种病的人，70%是被吓死的，20%是被治死的，只有10%是病死的。”
 
 
凌志军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：不急着做开颅手术，先观察一段时间。
 
 
要知道，这个决定意味着要顶着所有专家的压力。
 
 
好在后续的检查给了他底气，影像学显示，脑部的肿瘤并没有迅速恶化，头晕、畏光等症状也没有加重。
 
 
那一刻，他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念头：也许癌症并没有那么可怕，也许可以暂时和它“和平共处”。
 
 
从北京到上海，凌志军见到了各种风格的医生。
 
 
天坛医院的一位权威专家，接诊时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向学生讲解病例上，根本没有正眼看他。
 
 
还有一位颇有名望的中医刘太医，专程赶来，让他喝牛筋汤和开胃汤，屋子里弥漫着屠宰场的气味。
 
 
凌志军没有全盘否定，但也没有盲目跟从。
 
 
他一边搜集国内外关于癌症治疗的最新数据，一边冷静地判断什么是真正适合自己的方案。
 
 
一个关键节点，他找到了影像学专家石木兰。
 
 
石木兰仔细看了片子后告诉他，肺部的肿瘤确实是恶性的，需要做开胸手术，但颅内那个极有可能不是转移瘤，石木兰还向他推荐了胸外科医生刘向阳。
 
 
手术很成功，肺部的恶性肿瘤被顺利切除。
 
 
但到了术后出院的日子，刘向阳大夫没有开任何药方，凌志军手里空荡荡的，心里也跟着没底。
 
 
他追着大夫问回家该怎么治，刘向阳说了一番话：“不要以为只有手术、化疗、吃药才算治疗，走路也是治疗，吃饭也是治疗，呼吸新鲜空气也是治疗。”这话听着像大白话，却让凌志军豁然开朗。
 
 
回到家的凌志军，彻底换了一种活法。
 
 
他不再没日没夜地赶稿子，手表扔在抽屉里，手机也懒得去看。
 
 
每天雷打不动地睡足8小时，上午和傍晚出门晒晒太阳，早晚还要走足5公里。
 
 
饭桌上的东西也变得五花八门，什么都吃点，讲究自然粗淡。
 
 
大概就是在那段日子里，他彻底想通了：癌症不是非要你死我活，关键是你对待它的心态。
 
 
就这样，日子一天天过去，三个月，半年，一年，凌志军不仅没有倒下，反而越活越精神。
 
 
2012年，凌志军回医院复查，报告单上的癌胚抗原指标回归正常。
 
 
当医生告诉他以后不用再把自己当作病人时，他的手微微发颤，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。
 
 
从一个被宣判只有三个月寿命的重症患者，到如今重获新生，他把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写进了《重生手记》里。
 
 
书里没有讲多少大道理，更多的是一个亲历者如何一步步找回勇气和信心的真实记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