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，徐向前看到主席亲自留下的绝密电报，罕见地出现情绪失控，这究竟为何？
1951年冬天，莫斯科气温已降到零下二十度。徐向前裹着大衣站在红场旁，望着克里姆林宫的红星，心里却惦记着万里之外刚起步的国防工业。他随代表团来谈武器和技术，走在苏联专家密布的走廊里，偶尔冒出一句“спасибо”，却更关心能否把坦克炮塔的图纸带回北京。那一刻，他已不再是川陕战场上冲锋的“铁军主帅”，而是为新中国军队拼命争取未来的人。
回到北京，他还未卸下旅尘，就被送进了协和医院。十几年前长征旧伤、太行山疟疾，加上太原战役前后的劳累，让他的心脏时常像擂鼓。医生嘱咐静养，他却盯着墙上的作战地图，嘴里嘟囔：“兵不等人。”身边的参谋急了：“首长，毛主席要您好好养病。”他挥手：“治国如打仗，岂能等我病好？”那是1952年的春天。
时间往前拨一点。1949年夏末，他被从石家庄的病榻抬上火车，目的地是青岛山海关路17号。窗外是满眼的盐碱地，他却只想随大军进西北。潍河桥被炸，列车久候，他拄杖站在车门口远眺，叹一句：“西北的活，我是赶不上了。”同行的医护人员劝他坐下，他摇头说：“多看看吧，也算替兄弟们站岗。”随后，青岛的海风成了他与战场之间的空气屏障。

10月1日，病榻旁的收音机突然传出嘹亮的声音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！”疗养院里响起掌声。可掌声落下，徐向前的眼眶发红——北京的礼炮声，他没赶上。更让他心里堵得慌的，是军委总参谋部的牌子已挂起，却必须由聂荣臻暂代。为此，他夜里在病房的灯下写信给聂：“桌上的活若有急件，别等我。”
1950年6月，朝鲜半岛硝烟四起。三中全会前夕，徐向前拖着病体进京。毛主席在西苑招待所握着他的手，只问一句：“身体顶得住吗？”徐向前点头。次日开会，他主动宣布把身边二十多名勤务人员削减到十人。“国家要过紧日子，咱打仗的人更该带头。”会场里一片肃静，许多将领悄悄合掌称服。
战争阴云压境，部队必须换装。1951年代表团回国后，他在总参谋部提议：新式武器要买，但先学原理。造不出来也要修得了，这才叫自主。这个意见很快得到毛主席、周总理的肯定，随后沈阳、包头等地的兵工厂雨后春笋般建立，为后来的“两弹一星”打下基础。

时间来到1976年。1月8日，周恩来逝世；7月6日，朱德长眠。两位老战友接连离去，给本已羸弱的毛主席沉重一击。7月28日凌晨，唐山大地震。北京紫禁城也晃动了几下，工作人员立即搀扶主席转往中南海202号小平房。医护请示是否停止批阅文件，主席摇头：“灾区怎么办？”随后让华国锋赴唐山察看，并批示“要把人从瓦砾里抢出来，哪怕只剩一口气”。
9月8日夜，呼吸机旁的灯光惨白。毛主席挣扎着在纸上写下最后一行电码：全国、全军一级戒备。电报由周围最信任的值班员封存，外加两道“绝密”戳印。
9月9日凌晨零时十分，中央办公厅负责同志把电报送到西楼三层。那时徐向前作为中央军委副主席，正值班处理军区汇报。看到桌面上的牛皮纸袋，他心里一紧，还是撕开了封条。短短数十字，字迹颤抖，却句句关乎安危——稳定华北铁路、严控海空边界、各军区战备值星官不得擅离岗位。

看完最后一句“务必保人民平安”，徐向前的手突然抖了。一滴泪砸在电报上，墨迹晕开。旁边参谋低声提醒：“首长，您……”他抹了一把脸，不顾心脏的针扎般疼痛，喃喃：“主席走了，还惦记着大家。”
值班记录显示，凌晨两点，徐向前下令按电报要求调整战备等级，北空战斗机升空巡航，海防雷达加班搜索。指挥室内电话此起彼伏，谁也没再提“治丧”二字。所有人先想着按主席遗命把门守好。
第二天清晨，天安门广场半旗飘动，北京城静得异常。徐向前坐在吉普车后座，手里仍紧握那份电报。车过新华门，阳光斜照，电报纸上的折痕分外刺眼。有人说，那天他白发似乎又多了几根。

后来，机要局把原件收入中央档案馆。档案袋旁附一行注释：此件曾因泪痕模糊两字，由徐向前亲自补写。字迹微歪，却力透纸背。
历史学者常分析毛主席临终电报的战略意义，更少人关注徐向前那一夜的坚持。实际上，正是那种战时形成的警觉，加上对领袖遗愿的敬畏，确保了当年九月政局的平稳过渡。徐向前身体再虚，也把电报里每一条指令落到实处，这才有了随后的井然。
再往后，他因病退居二线。1984年春天，在解放军总医院的病房里，有人问他当年哭电报是真是假。年逾八旬的徐帅摆手：“哪有什么失态？军人掉眼泪，也要先把枪端稳。”说完，笑了笑，又闭目养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