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法治”的作用不只是“齐民”，更重要的是“治官”，具体的方式，不可能规定“每个细节”，而是要“划定红线和边界”并逐步将“红线”提高，举个并不久远的例子——公款吃喝、喝到烂醉，公车私用、公款旅游等问题，在十几年前很普遍，官僚群体有的见惯不怪、熟视无睹，有的裹挟其中、身不由己，有的推波助澜、乐此不疲，甚至还有制定“标准”、完善“服务”、提炼“文化”的倾向，绝大部分干部群众对此深恶痛绝，却又似乎无能为力，因为能“管事”的人或是既得利益者，或是“明哲保身”、最多不参与，以防止被看成“小题大做”的“异类”。直到某一天，这个边界“红线”被划定，至今也不能说完全禁绝，但减少了九成以上，剩下的也必须“偷偷摸摸”，否则——“有的事，不上秤只有四两种，要是上了秤，千斤都打不住”……同样的情况，在“禁止军队经商”“打击腐败新形态（高息借款、投资利益输送之类）”等诸多方面都是如此，把百姓、企业的“行为边界”划清晰，减少“行政恣意”的空间；把文官集团的“行为红线”标准逐步提高到符合国家价值理念和社会常识的程度，并严格执行、越界就打（从“中庸”考虑，刑罚的裁量尺度可以“从轻”一些，防止“狗急跳墙”），这才是古典“法治”和现代“法治”都认可的理想形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