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，刘伯承听说原配还活着，并且日子过得很艰苦，就托人给她带信，想把她接到 南京 享福，原配却说：“我不去，你也不要回来！” 刘伯承与程宜芝的婚姻开始于1910年。那一年刘伯承十八岁，程宜芝十六岁。两家是世交，婚姻按照旧式传统完成。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儿子刘俊泰。刘伯承进入重庆将校学堂学习，随后投身军旅，离开家乡。程宜芝留在开县老家，独自负责家庭事务，包括照顾公婆和抚养儿子。这种分离从那时开始延续了数十年时间。 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，儿子刘俊泰染上鸦片。他在上海法租界因缺钱试图举报刘伯承的地下工作身份。这件事给刘伯承造成安全上的风险，刘伯承因此躲避了一段时间。消息传回四川后程宜芝对儿子进行处理。她后来继续为儿子准备医药费用，尽管家庭条件有限。她用陪嫁物品换取药物，并通过纺线和卖豆腐维持家庭开支。 三十年代后期，刘俊泰因毒品影响出现精神问题。程宜芝继续通过日常劳动筹集医药费用。她坚持耕种田地和手工劳作来支持生活。地方政府后来将她评为红属，每月提供口粮。她还是照常参加农业生产劳动，没有改变生活方式。 1949年刘伯承主政西南地区，了解到原配妻子程宜芝仍然在世并且生活条件艰苦。他安排人员带去信件，表达希望接她到南京提供更好生活条件的意愿。程宜芝收到信息后做出拒绝。她提到自己年纪较大还能继续田地劳作，家里粮食足够，同时希望刘伯承专注于国家事务。她指出地方政府已给予红军家属照顾，每月有五斗米补贴，不需要额外帮助。 此后程宜芝继续在开县老家生活。她保持多年的劳动习惯，参与田间工作。家中房梁上悬挂铁锅，从1911年起存放纸条和旧物件，包括早年寄回的辫套和刺绣门帘。她定期查看这些存放物品的状况。 1957年秋季，程宜芝在老家结束一生。临终时她把那根辫套放置在胸前。身后事务由乡里协助办理，没有惊动外界。刘伯承收到消息后让警卫员给老家写信，表达愿她安稳的意愿。他因为工作繁忙和对她性格的了解，没有前往送别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