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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3年山西两位老人自发创建武装队伍,消息传至中央军委,事件后续究竟如何发展?

1993年山西两位老人自发创建武装队伍,消息传至中央军委,事件后续究竟如何发展? 要说这事的后续啊,得先弄明白这俩“老汉”到底是啥来头。郭荣喜,山西洪洞县人,那年49,刚被厂里辞退,老婆也跟他离了婚,人生跌到了谷底。另一个叫李天佑,34岁,宁武县人,当过四年兵,可因为在部队里吃不了苦、老开小差,被开除了军籍,后来又因为诈骗蹲过几年大牢。这俩人凑一块儿,那真是“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”,都憋着一股劲儿想“干票大的”,结果还真让他们琢磨出一条“生财之道”,打着解放军的旗号招摇撞骗。 他们能得逞,其实跟那个年代有很大关系。九十年代初,改革开放没多久,市场经济刚起步,社会上到处是“皮包公司”,人们手里有点闲钱,都想找门路投资。更关键的是,那时候国家允许军队搞些经营活动,“军队办的”那就是金字招牌,信用比什么都硬。郭荣喜和李天佑就是看准了老百姓对解放军那份毫无保留的信任,还有信息不透明、查证困难的空子,才敢这么肆无忌惮。 俩人第一场戏就在长治鸿宾楼,郭荣喜往台上一站,穿着租来的大校军装,操着一口山西话就开始“传达上级指示”,说要成立什么“北京军区后勤部洪洞企业管理处”,在全国搞经销点,不仅能分红,交了钱还能给授衔。李天佑在旁边帮腔,他毕竟在部队待过,那些行话、规矩一套一套的,更显得这事儿“正规”。台下坐着的,有想发大财的商人,有想混个一官半职的,还有脑子活泛的,心想着“他骗我,我可以骗别人啊”,就这么各怀鬼胎地,把一万五的押金乖乖交了上去。不到俩月,郭荣喜就搞到80多万,李天佑更狠,弄了个“成都军区司令部驻晋办事处”,骗了200多万的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。 钱一多,野心就大了。光有公司没有“军队”可不行,万一被人识破咋办?这俩人就动起了真格的,开始武装自己的“队伍”。他们跑到河北一家军工厂,把一箱箱现金往老板面前一倒,硬是买回来几百套军服、领章、肩章。又去大同找了个印刷厂,印了士兵证、军官证、工作证,连公章、账本都仿得有模有样。最吓人的是,他们居然还弄到了六四式手枪、子弹、电警棍和对讲机。东西齐了,就开始招兵买马,亲戚朋友全拉进来,连郭荣喜那个出家当和尚的二哥都还了俗,被封了个“少校经理”。就这么着,一支四百多号人的“私人武装”在山西洪洞县堂而皇之地建起来了,开着挂军牌的奥迪、大卡车,到处招摇过市。 俗话说,纸包不住火。这支假部队横行霸道惯了,尾巴迟早要露出来。1992年冬天,在晋城一个菜市场,几个“兵痞”因为一点口角,把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打得头破血流,围观的老百姓实在看不下去了,这事儿才一层层捅到了北京。北京军区接到举报也大吃一惊,一查之下,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地方部队作风问题,而是有人假冒解放军,性质恶劣到这种地步,建国以来都罕见。 中央军委听说后,那是震怒。自己人的金字招牌被两个混混拿去骗钱骗色、拉队伍搞武装,这还了得?必须得干净利落地收拾掉。负责行动的人定下了规矩:速战速决,不流血,更不能惊扰老百姓。1993年3月26日凌晨,洪洞县万籁俱寂,几十辆挂着真军牌的卡车悄无声息地包围了郭荣喜的“老巢”。几百名全副武装的侦察兵如神兵天降,不到五分钟就把那栋三层小楼围得水泄不通。这边的少将一声令下,突击组破门而入。郭荣喜裤子都没提上就被按在了墙上,李天佑在另一间屋里听见动静,吓得腿都软了,直接被生擒活捉。消息传到百里之外的晋城,另一队特战分队也同时动手,控制了那里的假军官。天亮之前,这个横行了大半个中国的犯罪团伙,从上到下,四百多人,就这么被连根拔了。 事后清点战果,光是假公章就搜出来两千三百多枚,假军官证四百九十本,合同账本堆了半人高,还有车、有枪、有弹药。案子最后移交到地方,郭荣喜被判了无期徒刑,李天佑也判了二十年,那些花钱买官的骨干成员一个也没跑掉。这出闹剧,总算画上了句号。 现在回过头看这事儿,咱们不能光把它当个笑话听。这俩人胆子是大,可真正让他们能折腾出这么大动静的,是那个时代转型期特有的“灰色空间”。那时候制度跟不上变化,监管有漏洞,再加上老百姓对权力的崇拜和迷信,让一身军装成了最畅通无阻的通行证。郭荣喜和李天佑固然是骗子,可那些明知道可能是骗局还往里跳的“投资人”呢?他们看重的,不就是可以利用这个假身份去骗更多的人、赚更多的不义之财吗?从这个角度说,这场闹剧里,没人是无辜的。好在国家反应够快,在事情变得更不可收拾之前雷霆收网,也给我们今天提了个醒:任何时候,制度监管都得跑在人性贪婪的前面,社会的信任,经不起这样的糟蹋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?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