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0年1月，鄂东地区的一处田地里，一名身穿便衣的年轻人从树林里狂奔而出，身后是穷追不舍的日军巡逻队。眼看无路可逃，只能把希望寄托在田间一位正在弯腰劳作的老农身上。 陈望松此行的任务，是把一份事关根据地生死的紧急情报送到前线。日军正在调兵，意图对山区游击根据地发动围剿。这条消息，必须在日军行动前送到。 要搞清楚陈望松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，得把时间往前拨一拨。 1938年10月25日，武汉沦陷。国民党军队主力向西撤退，鄂东一带几乎在一夜之间陷入真空。黄冈、麻城、黄梅等地，日军随即大举进入，烧村、杀人、强征劳力，地方秩序彻底崩溃。 陈望松那时还是乡里的小学教员，亲眼目睹日军捣毁校舍、残害师生，双亲也在一次清乡扫荡中无辜遇难。国仇家恨压在胸口，他放下课本，加入了当地刚刚拉起来的抗日武装。 武汉失守前后，中共鄂东特委已开始秘密布局。张体学、赵辛初等人深入黄冈、麻城一带，逐村发动群众，把青年学生、农民自卫队以及打散的散兵游勇一点点整合起来。 1938年底到1939年初，这批人陆续编入"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"。没有重武器，没有固定营地，就靠着对地形的熟悉和一口地道的鄂东方言，在日伪军眼皮底下打游击。 到了1939年，分散在各地的游击力量亟需整合。同年1月，李先念奉命率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河南确山竹沟南下，转入鄂中、鄂东一带，与陈少敏等当地负责人会合。 李先念带来的人不多，初入时队伍只有160余人，但他很快在敌后站稳了脚跟，接连打了几场硬仗，其中新街战斗重创了日伪军，在鄂豫边区打出了威信。 1939年11月，各路抗日游击队在湖北京山县八字门完成统一整编，正式成立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，李先念任司令员。鄂东游击挺进队的力量，也在这次整编中被纳入这支更大的抗日武装体系。 队伍壮大了，日军的压力也跟着来了。 1939年末到1940年初，日伪军在鄂东、鄂中一带大肆增兵，到处设卡、清乡，扫荡的频次明显高于往年。陈望松在1940年1月领到的这趟任务，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交下来的。 他穿着便衣出发，专走田间小路，尽量绕开日军的哨卡。没想到在途经那片田地时，正面撞上了一支例行巡逻的日军队伍。 田间劳作的老农姓王，是当地秘密的地下交通员。 像王老伯这样的人，是游击队能在敌后活下去的关键。他们以种地、赶集、走亲戚为掩护，替游击队传递消息、提供食宿、打探敌情，却从不露面于任何正式的战斗记录。 王老伯瞥见狂奔而来的陈望松，再听到身后的日军喝叫声，没有犹豫，抬手把陈望松拽到田埂旁的稻草堆边，用厚厚的稻草将人遮严，随后重新握起锄头，低头继续翻地，神情如常。 日军搜查无果，骂骂咧咧地转向别处追去。 陈望松趴在稻草堆里，屏住呼吸，一动不动。王老伯那句不紧不慢的方言，和那双稳稳握着锄头的手，是当时他唯一能依靠的东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