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这样一个人，出身地主家庭，却毅然投身革命；明明是共产党员，却顶着国民党少将、汪伪高官的头衔周旋于虎穴；官职越做越大，他却满心惶恐，甚至向组织请示要不要继续往上爬。 这个人叫李时雨，原名李亭芳，1908年生于黑龙江巴彦县。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，李时雨与妻子孙静云本打算赶往北平，却被战火阻断在了天津。彼时天津已沦陷，日伪特务遍地，稍有不慎就是杀身之祸。 他通过大学同窗于炳然重新接上了天津地下党组织，归属北方分局社会部许建国领导，联系人是何松亭。 凭着一纸法学文凭，李时雨打入了天津高等法院，从书记官做起，后升至书记长兼地方法院书记长，白天翻案卷、盖公章，夜里整理情报等交通员上门。 1939年，地下党员冯骥被捕，案子就压在法院里。党组织传话要李时雨想办法。李时雨没有犹豫，找了个"检查书记官工作"的由头，趁保管案卷的康姓书记官不注意，顺手把冯骥的全套卷宗揣走烧掉了。 等康姓书记官发现卷宗不见、慌成一团的时候，李时雨沉着脸训了他几句，随口丢了一句话："日机轰炸那天，是不是给炸毁了？" 康姓书记官心领神会，在登记簿上老老实实补了这么一条记录。 之后李时雨又以"巡视看守所"为由进到牢里，悄悄告诉冯骥："卷宗没了，你只管说是打架被诬陷，旁的什么都不必认。"冯骥照做，最终出狱。整件事干净利落，没留一点痕迹。 也是这一年，李时雨冒充"国民党北方代表"混进了汪伪国民党六大的会场，把汪精卫、陈公博等人的密谋一字不漏地带了回来，经交通员传至上级，使党中央提前掌握了汪伪集团的底细。 1941年，陈公博兼任汪伪上海市市长，李时雨随之调往上海，出任汪伪上海保安司令部秘书处长兼司法处长，后升军法处长，授少将军衔。 陈公博的秘书莫国康与李时雨关系不错，甚至私下安排手下把陈公博每天看过的文件、报纸等材料另备一份给李时雨过目。这份"便利"背后，藏着李时雨一刻不敢松懈的紧绷。 李时雨趁机把潘汉年系统的几名地下党员安插进了保安司令部：倪幼斋任中校机要科长，姜春圃任中校人事科长，张维光任少校文书科长兼日文翻译。几 个人分散在不同岗位上，悄悄编织起一张情报网。 一份针对苏北抗日根据地的"大扫荡"计划摆在了李时雨面前，他当夜借着探亲的名义溜出去，在一条没有路灯的小巷里把手写情报交给了交通员。根据地提前部署，扫荡落空。 1945年日本投降，汪伪政权垮台，李时雨本可以就此撤离。但党组织让他留下来，继续渗透。旧识余祥琴找上门，以军统上海沪郊情报站站长的身份拉他入伙。 李时雨向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张执一、刘人寿报告，组织回复：将计就计。 经余祥琴引荐，李时雨见到了戴笠。戴笠开口便说，你在陈公博身边待了那么久，没被李士群的76号盯上，能全身而退，算是有本事的人。 戴笠亲自任命李时雨为军统上海区第二组上校组长，后晋少将，专司上海社会动态监控。 一次，有人向李时雨报告说地下党将在某小巷52号开秘密会议，定在晚十点。李时雨面不改色，下令晚八点集合出发，转头让孙静云悄悄去通知了对方取消会议。特务们扑了个空，无人被捕。 1946年，军统内部权力洗牌，沈维汉与余祥琴之间矛盾公开化，顺藤摸瓜查到李时雨家属有"共产党嫌疑"记录，而余祥琴那边又找不出任何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的档案记录。 就在李时雨买好机票准备撤往东北的前一天，特务破门而入。 被捕后，李时雨面对一轮又一轮的审讯，始终只认"军统少将"这一个身份，痛骂特务"八年来躲在重庆不打日本，今天倒来迫害自己人"。 特务们拿不到实质证据，最终只能扣上"汉奸罪"的帽子，判了他七年六个月，关进提篮桥监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