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9年1月29日凌晨，趁看管的特务们都回家过年，被软禁的国民党上将卫立煌从住所乘汽车悄然离开，一路之上有惊无险，平安到达了上海。 说起来，卫立煌会落到被软禁的地步，跟辽沈战役后的局势脱不了干系。这位出身安徽合肥的将领，早年跟着孙中山闹革命，后来在国民党军中一路升到上将，打过抗日战争，也跟共产党过过招。 可1948年辽沈战役结束后，国民党军队丢了东北，蒋介石心里窝火，急需找个“替罪羊”，卫立煌就成了这个目标。明明是蒋介石远程指挥瞎干预，最后战败的责任却全推到卫立煌头上，说他“指挥不力”“消极避战”。 当年11月，卫立煌从沈阳回到南京，刚下飞机就被“软禁”了——说是让他“休息”，其实住所周围全是特务，出门、打电话都要被盯着，连家里的佣人都被安插了眼线。 那时候离过年没几天了，农历腊月二十一的凌晨，南京城里已经有了年味，街上偶尔能听到鞭炮声。卫立煌住的鼓楼附近那栋洋楼，平时守在门口的两个特务，前一天晚上就跟管事的请假，说要回乡下陪家人过年。 卫立煌看在眼里，心里早就盘算好的逃离计划，终于等来了时机。他没敢声张，只悄悄跟身边最信任的老部下李副官说了句“准备走”——这个李副官跟着他十几年，从抗日战争时期就不离不弃，知道卫立煌的处境，也早就帮着联系了上海的旧友。 凌晨三点多，天还黑得透，卫立煌换上一身普通的棉袍，把早就收拾好的一个小包袱揣在怀里，里面只有几件换洗衣物和一点盘缠。 李副官开着一辆不起眼的黑色轿车，停在洋楼后门——这车是他托人从黑市上买来的旧车，连牌照都换了民用的，就是怕被特务认出来。卫立煌刚坐进后座，李副官就发动了汽车，故意开得很慢，沿着鼓楼大街往城外走。 出南京城的时候，遇到了第一个哨卡。那时候国民党军队正忙着往江南收缩，各个路口都有士兵检查。 一个哨兵端着枪走过来，敲了敲车窗：“干什么的？半夜出城？”李副官早有准备，笑着递过去一盒烟，又拿出一张假的通行证：“老总，家里老母亲病了，急着去上海找大夫，您通融通融。”哨兵接过烟，瞥了一眼通行证，又往车里看了看——卫立煌低着头，用棉袍的领子挡着脸，假装在咳嗽。哨兵也没多较真，毕竟快过年了，谁不想早点完事，挥挥手就让他们过了。 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不算近，那时候的公路不好走，坑坑洼洼的，汽车走了快五个小时。中途还遇到过两次检查，一次是在苏州城外，一次是快到上海的时候。每次遇到检查，卫立煌都尽量压低身子，李副官则靠着一口流利的上海话和事先准备好的理由应付。 有一次，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盯着汽车看了半天，问李副官：“这车看着面生啊，哪个单位的？”李副官赶紧说：“做点小生意的，跑上海进货，老总要是不信，您看后备箱，全是给店里进的货。”说着就打开后备箱，里面确实放了几箱日用百货——这都是他提前准备好的“伪装”。那军官看了看，没发现异常，也就放行了。 早上八点多，汽车终于开进了上海市区。卫立煌看着熟悉的上海街景，心里才稍微松了口气。李副官把他送到了法租界附近的一栋公寓，这里是卫立煌的旧友张先生的住处，早就安排好了藏身的地方。 张先生见到卫立煌，赶紧把他迎进屋里，倒了杯热水：“立煌兄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南京那边这几天查得紧，还好你顺利过来了。”卫立煌接过水杯，喝了一口，才慢慢说：“这次能逃出来，多亏了你和李副官，不然……”话没说完，却忍不住叹了口气——他这时候已经明白，国民党政权大势已去，自己再也没必要跟着蒋介石一条道走到黑了。 在上海待了没几天，卫立煌就趁着混乱，从上海去了香港。他在香港住了六年，期间拒绝了蒋介石让他去台湾的邀请，也拒绝了美国方面的拉拢。1955年，他终于回到了大陆，在北京受到了毛主席、周总理的接见。 后来有人问他，当年为什么敢冒着风险逃离南京，他说：“我一辈子打仗，是为了国家，为了老百姓，不是为了某个人的独裁统治。国民党政权已经烂透了，我不能跟着它一起垮掉。” 卫立煌的选择，从来不是一时冲动。从抗日战争时期和八路军合作抗日，到辽沈战役后不愿做“替罪羊”，再到后来拒绝去台湾、毅然回到大陆，他心里始终装着“国家”和“百姓”这两个词。在那个历史转折的关头，他没有选择顽固到底，而是顺应了历史潮流，这份清醒和勇气，值得后人记住。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