雍正朝著名权臣隆科多是满洲人还是汉军旗人？事实上，他既不是纯正的满洲，也非正宗的汉军。   隆科多的身份脉络，需从清初佟佳氏家族的特殊轨迹说起。这个被后世称为“佟半朝”的家族，其发端并非传统认知中的满洲旧族。努尔哈赤时期，佟养真、佟养性兄弟以明朝边商身份归附后金，因军功被编入汉军八旗，隶正蓝旗。此时的佟家，仍是典型的汉军旗人，直到康熙朝因两次关键联姻彻底改变命运——佟图赖之女成为顺治帝妃、康熙帝生母孝康章皇后，佟国维之女又成为康熙帝第三任皇后孝懿仁皇后。双重国戚身份让佟家在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获旨“抬旗”，从汉军正蓝旗升入满洲镶黄旗，姓氏也从汉姓“佟”正式定为满洲“佟佳氏”。   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身份升格，而是清初政权整合的缩影。皇太极时期创设汉军八旗，本意是将归附汉人编为独立军事集团，但随着入关后统治需要，部分功勋汉人家族被纳入满洲体系。佟家的特殊性在于，其家族成员既保留汉军出身的务实干练，又通过婚姻纽带深度融入满洲核心圈层。隆科多作为佟国维第三子，生于康熙朝中期，此时家族已完成从汉军到满洲的身份重构：姐姐是康熙帝的皇后，姑姑是顺治帝的妃子，堂弟鄂伦岱任满洲都统，家族子弟多在满洲旗分任职。这种“血缘汉军、旗籍满洲”的双重属性，构成了隆科多身份的底色。   康熙五十年（1711年）隆科多任步军统领时，康熙帝特意朱批警告“兄弟子侄家人之言断不可听信”，表面是训诫权臣，实则暗含对其家族成分的微妙忌惮。佟家虽入满洲镶黄旗，但父系血缘的汉军底色始终存在——隆科多的祖父佟图赖至死仍在汉军旗任职，伯父佟国纲虽战死乌兰布通，但生前曾主动上奏“臣本佟佳氏，乞改隶满洲”，侧面印证家族对身份的焦虑。这种身份矛盾在九子夺嫡中尤为凸显：隆科多以满洲贵胄身份参与顾命，却因汉军血统被部分满洲亲贵视为“异己”，雍正初年称其“舅舅”，既是拉拢又是刻意模糊其出身的政治策略。   雍正朝初年，隆科多的权势达到顶峰，吏部尚书、理藩院尚书、一等公等职衔加身，甚至被特许“佟选”官员。但他始终未能摆脱身份困境：当他以满洲重臣自居时，政敌攻击其“汉根未除”；当他强调佟佳氏的满洲属性时，早年汉军旗的履历又成为把柄。这种撕裂在中俄谈判中表露无遗——雍正五年（1727年）他赴恰克图议界，俄方记载其“通晓满汉双语，兼具边疆治理经验”，正是汉军底色与满洲身份的交织，使其成为谈判最佳人选，却也因这种复杂性，让雍正担心他“勾结外藩”。   最终，隆科多的倒台与其说是贪腐结党，不如说是身份矛盾的总爆发。雍正罗列的四十一条大罪中，“私藏玉牒”一条尤为关键——玉牒乃皇室族谱，满洲亲贵无权私藏，而汉军出身的隆科多却因家族与皇室的特殊关系染指此事，恰好触碰了满洲核心权力的禁忌。   从康熙朝的“汉军之杰”到雍正朝的“满洲之蠹”，隆科多的浮沉折射出清初八旗制度下特殊群体的命运：他们被纳入满洲体系，却永远带着汉军的胎记；享受着满洲的特权，却始终被审视血统的纯粹性。   这种身份的既是佟佳氏家族崛起的密码，也是隆科多个人悲剧的根源。当他在畅春园幽禁中死去时，史书仍在纠结如何定义他——《清史稿》将其列入“满洲名臣传”，却又特意注明“本汉军，后抬旗”，这种矛盾的记载，恰是对其半生身份的最佳注脚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