乾隆为什么要在后期替八叔胤禩翻案？他也觉得雍正做错了吗？ 乾隆四十三年那个冬天，68岁的皇帝对着案头的《玉牒》修订稿沉默良久。泛黄的纸页上，胤禩的名字被朱砂圈点，旁边注着雍正四年的批注："阿其那，黜宗室"。 没有人知道此刻乾隆在想什么，他或许想起十二岁那年，在热河行宫见过的八叔——清瘦儒雅的贝勒爷站在梅林里，笑着递给他一串糖葫芦。 那时的胤禩刚经历毙鹰事件，却仍保持着温润如玉的气度，连少年弘历都觉得，这个叔叔不该是父皇口中的"乱臣"。 要理解乾隆的翻案，得先看懂康雍两朝的血色权谋。胤禩生母良妃出身辛者库，这种出身在满洲贵胄眼里近乎羞辱，可他偏凭本事在康熙朝挣出"八贤王"的名头。 康熙三十七年，17岁的胤禩与21岁的胤禛同封贝勒，前者是最幼受封者，后者是冷面皇子，两人的命运从那时起就纠缠不清。 太子两废之际，胤禩的势力已渗透六部，连康熙都忌惮他"柔奸性成，妄蓄大志"。雍正继位后，先封廉亲王稳住局面，转而罗织罪名削爵圈禁，直到胤禩死于幽禁所，罪名从"贪墨"到"诅咒"，却独独不提最致命的"争储"——毕竟雍正的皇位合法性，恰恰建立在否定胤禩之上。 乾隆继位时，胤禩已死去二十年。年轻的皇帝释放了被圈禁的十四叔胤禵，却对八叔的案子保持沉默。他不是不想动，而是不能动。 雍正的政治遗产像座冰山，稍有不慎就会动摇国本。直到乾隆中期，三件事让他下定了决心：一是宗人府统计，因争储案被黜的宗室后裔已达八百余人，这些人在民间散播"雍正弑兄"的流言；二是江南士人私下编纂的《胤禩年谱》广为流传，将八叔塑造成"贤王蒙冤"的悲剧人物；三是乾隆发现，内务府档案里雍正晚年多次修改对胤禩的评语，甚至在朱批里写过"朕之过也"。 真正的转折点在乾隆四十年。那年他南巡至江宁，当地士绅联名呈递万民折，恳请为胤禩立祠。陪同的纪晓岚悄悄说："民间皆道八王无过，过在帝王心术。"这句话刺痛了乾隆——他自诩"十全老人"，怎能容忍治下有无法弥合的伤口？ 更关键的是，此时的清朝已处盛世尾声，需要用"仁政"收拢人心。胤禩的"贤"恰是现成的旗子：平反他，既能证明乾隆超越父皇的胸襟，又能将"八爷党"的余怨转化为对新君的感激。 翻案的诏书措辞极妙："圣祖在时，曾言廉亲王心性仁厚，朕今遵皇考遗愿，复其宗籍。"明明是推翻雍正的定论，却抬出康熙和"遗愿"做挡箭牌。 乾隆清楚，雍正的严猛治吏虽肃清朝堂，却让宗室离心。此刻恢复胤禩的名誉，等于向天下昭示：圣祖的宽仁与皇考的严苛，都需朕来调和。更实际的是，胤禩的儿子弘旺已年过五旬，当年的政治威胁早已消散，平反不过是给垂垂老矣的宗室遗孤一碗热汤。 史书没记载乾隆是否去过胤禩的墓。但据《热河志》记载，乾隆四十三年秋狝时，皇帝特意绕道石洞沟，在一片荒芜的坟茔前驻马良久。随行的军机大臣和珅后来在笔记里写："皇上以御袍覆碑，久之不语。" 那一刻，或许他想起了雍正临终前的呓语："朕这一生，负了太多人。"帝王家的恩怨，终究要落在子孙的肩头。乾隆不是在否定父亲，而是在修补一个盛世必须的温情面具——当百姓传颂"八王复爵"的故事时，谁还会深究当年的血雨腥风？ 这场迟到的平反，本质是乾隆的政治平衡术。他太清楚，胤禩的"贤"是把双刃剑：在康熙朝是威胁，在乾隆朝却能成为仁德的注脚。 当胤禩的名字重新写入《玉牒》，那些被雍正斩断的宗室血脉，终于在乾隆手里续上了香火。这不是对错的评判，而是帝王对时代的妥协——盛世需要的不是真相，而是让所有伤口看起来都像勋章。